《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与《西域图记》

本文对《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进行较详细的注释,并恢复了《西域图记》有关吐火罗国的一条佚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隋书·西域传》与《西域图记》的关系及《通典·边防典》“西戎”门的编纂特点。     

清乐不亡于开元、天宝补证

文章以一些新材料论证了清乐在唐代宗、宪宗乃至文宗时期的宫廷中仍然得以表演的事实,进一步反驳了《通典》关于清乐亡于开元年间的记载,在补充和丰富学界现有结论的基础上,为深入研究唐代的音乐状况及其与诗歌的关系提供了更为有力的参考。     

杜佑生平二事考补

唐代史家杜佑先后有两位正室,即梁氏和李氏。《唐丞相金紫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赠太傅国公杜公墓志铭》可证,梁氏去世当在德宗建中三年（782）前后,其籍贯为安定郡。又《大唐故密国夫人陇西李氏墓志铭》可讧,李氏出身卑微,其被杜佑纳“以为继室”在德宗建中三年（782）后数年,被封为密国夫人在德宗贞元十五年（799）正月。杜佑始撰《通典》当不晚于至德二年（757）,进献《通典》当在德宗贞元十七年（801）。     

《通典》与《政典》渊源考辨

结合诸家意见来看,杜佑《通典》与刘秩《政典》的关系并非如传统看法那样密切,但也不能忽视《政典》对《通典》的影响, 《通典》仍旧是在《政典》基础上扩充和整编的政书。两书的渊源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杜佑《通典》参酌正史书志,变更了《政典》的六部分类法,将类目扩充为九门;第二,《通典》继承了《政典》的记言特点,拓展了收录“当时群士论议得失”的范围;第三, 《通典》内《兵典》《选举典》的部分内容可能直接取自《政典》。需要说明的是,《通典》并非是对《政典》的简单扩充,《政典》尚处于典制体史书的雏形阶段,可能只是分门别类,以记言为主的一部典制资料汇编,而《通典》则是一部以记叙制度沿革为要义,在内容、体例和旨趣上与《政典》迥然有别的全新史著,它的问世标志着典制体史书体裁的最终形成。     

早期拓跋鲜卑基本史料比较研究——《魏书》与《北史》《通典》《文献通考》关系辨析

自两晋至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学家对早期拓跋鲜卑有详略不同的记载。《魏书·序纪》最早系统地记述了拓跋鲜卑早期历史,是研究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基本史料。《北史》《通典》《文献通考》关于拓跋鲜卑的内容是以《魏书·序纪》为蓝本的后代史家记述,没有补充新史料,只能作为二手资料使用。     

《隋书·食货志》勘误二则

笔者研读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卷二四《食货志》时,发现其于标点、校勘方面存在着一些失误。今不揣谫陋,略举两条,祈望方家不吝赐教。1."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号。"(第689页)按:此处所列应当均为梁武帝以前之古钱,如"直百五铢"为蜀汉刘备时的铸币,"太平百钱"最晚不迟于三国     

《史记》与政书体

本文认为政书体是指专门记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沿革变迁的一种史书体裁。该体裁创自唐代学者刘秩的《政典》,后有《通典》、《文献通考》等。政书体起源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而书志创自《史记》中的八书。故可以说是《史记》中的八书开辟了政书体的先河。     

李时珍的知音和伯乐

明朝李时珍写的划时代的中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对中国医学、养生学、营养学、甚至动物学、植物学都有客观的记录、精辟的分析与论述,四百多年了,这部书一版再版,长销不衰,影响深远。不过,当初《本草纲目》的出版却很不容易。李时珍写《本草纲目》这部书,花费了二十七年的时间。万历七年(1579年),李时珍带着《本草纲目》的手稿来到南京,想找家"书坊"(即现在的出版社)将这部书刻印出版。然而,由于     

《魏官品》产生时间及相关问题试释——兼论官品制度创立于曹魏初年

《通典.魏官品》记载了曹魏时期的官职品阶制度,是研究中古职官制度的重要资料。由于《魏官品》中时有杂糅晋制的情况,以致人们对《魏官品》的产生时间提出了不同看法,甚至对曹魏是否实行过官品制度也产生了怀疑。依据史实,《通典.魏官品》的主要依据应是魏明帝太和三年颁布的魏《官品令》,同时还参考了时间稍晚的魏《甲辰令》。从《魏官品》的产生时间可知,曹魏初年就已创立了官品制度,且其时间最迟不出太和三年。因此,尽管《通典.魏官品》所本非一,间或亦杂晋制而言之,但其真实性和史料价值却不容置疑。     

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

东晋南朝时期,出自天然、发乎中情的孝行在社会中盛行,与之同时,合乎“礼”的规范化家庭伦常道德受到了统治阶级的特别重视,在政治生活中被强调了。清议的内容集中以维护家庭道德的“礼”为主更可证明社会中家庭伦常之被强化。士大夫阶级重声教而又刻身厉行,这一社会生活特色可从门阀社会和门阀统治阶级身份上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