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国与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遣返问题

在1951年6月至1953年7月的朝鲜停战谈判中，战俘遣返问题是谈判双方争论最为激烈、耗时最长的议题。美国出于冷战需要，拒不同意遣返所有被俘朝中人员；而朝中方面则依据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日内瓦公约，要求遣返所有战俘。由于在此问题上僵持不下，致使谈判几次陷于停顿。最终，谈判双方各自做出一定让步，使得战俘遣返问题得以解决，为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消除了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障碍。     

1946年葫芦岛百万日本侨俘大遣返始末调查与思考

本文以最新的调查资料,真实地叙述了1946年葫芦岛百万日本侨俘大遣返的历史过程。葫芦岛百万日本侨俘大遣返,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和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人道主义精神。并且表明,日本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侨民带来极大的祸害。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反思战争,珍惜和平!这就是葫芦岛百万日本侨俘大遣返的历史回声。     

遣返抑或引渡——高山案法律适用问题分析

目前加拿大方面启动移民遣返程序欲将原中国银行案主犯高山遣返回中国。即使移民部发出遣返令，高山还会像赖昌星那样申请难民保护，从而启动刑事嫌犯遣返程序。由于加拿大司法程序特点，这两个程序走完会拖上很久，而且并不能保证高山被遣返回国，所以，中方应当依据1999年加拿大《引渡法》新规定或者《联合国反腐败国际公约》直接请求引渡高山。     

“保护的责任”语境下避难者的人权保护问题

冷战结束以后,为保护国内人民免遭严重的人权侵害,国际社会开始提出并逐步实践"保护的责任"的观念和原则。然而,在"保护的责任"的语境下,难民概念的泛化与现有的难民国际保护制度并不能相互涵盖。本文认为,为了应对大规模的非传统意义上的难民保护问题,国际社会应该探索和实践一种临时避难保护制度。     

域外被遗弃船员遣返权及其合法权益保护

航运业是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航运业的繁荣得益于船员的巨大付出,他们在海上作业的危险是无法想象的,船员应当得到尊重和善待,但是船员遗弃事件却频频发生。船员被遗弃后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无法获得及时遣返,这严重侵害了船员的合法权益,船员的遣返问题受到国际组织与社会的关注,如何保障被遗弃船员的遣返权已经成为航运业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国国籍船员在域外被遗弃的人数逐年上升,这说明我国在船员遣返权保障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为了保障我国船员的合法权益及维护航运业秩序,本研究在概述被遗弃船员的遣返权及其特点的基础上,研究被遗弃船员的遣返权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总结域外被遗弃船员的遣返权保障经验,针对我国相关方面的不足与缺陷提出建立专门救助平台、完善财务担保制度、完善法律条款与加强国际合作等对策建议。     

从赖昌星案看中加刑事司法合作

赖昌星案件的处理为中加刑事司法合作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未来中加需共同努力,为尽早缔结中加引渡条约创造条件。当前我国需对死刑制度进行反思,对外逃者既要追"人"、又要追"赃",同时有效构建资产分享制度,并采用适当的刑事政策,鼓励外逃贪官、经济罪犯自首。更需要从源头上反腐,防止贪官、经济罪犯外逃。     

论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中的战俘“自愿遣返”原则

在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第四项议程战俘遣返谈判中,美国以＂维护人权＂＂、反对共产主义暴政＂为名,顽固地坚持＂自愿遣返＂原则。美国利用国民党当局和战俘中的反共分子,采取暴力胁迫和欺骗利诱等手段,制造出多数志愿军战俘不愿回国的假象,丑化共产党和新中国,粉饰曾被美国斥为腐败专制的蒋介石政权。美国和国民党当局在战俘遣返中的互相利用与配合,成为推动＂台湾中立化＂政策向＂扶蒋反共＂政策转化的重要环节。     

1946年长春市日侨俘遣返内幕

本文在详细梳理日本战败投降后长春市日侨俘分布状况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长春市日侨俘的遣返准备、遣返编成、遣返实施和遣返实绩并对长春市日侨俘遣返的特点作以归纳。从1946年7月至10月,长春市不仅完成了自身20余万日侨俘的遣返,而且还担负了松花江以北中共控制区日侨俘的继送。在长春市日侨俘的遣返过程中,无不体现出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和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     

国民政府遣返东南亚华侨筹划研究(1943～1948)

二战后期,国民政府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指导与帮助下,未雨缪绸,精心筹划组织,着手组建战后侨务筹划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外交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社会部等部门通力合作,详细制订遣侨办法与具体方案,为遣侨工作的实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接触与对话: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关系的现实选择

20世纪50年代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为中美进行外交谈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尽管两国在会议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但围绕着国民遣返问题仍进行了外交接触与谈判。中美之间的外交接触与谈判之所以能得以进行,一方面是由于中美双方在朝鲜战争之后修正了对彼此的认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双方的最高决策层采取了现实主义战略。中美双方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以及之后的外交接触与谈判,为此后长达15年之久的大使级谈判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