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设的标尺与错位的批评——就鲁迅《文化偏至论》与邓晓芒商榷

邓晓芒的《鲁迅思想矛盾探源》等两篇文章,批评“鲁迅的思想矛盾在《文化偏至论》中暴露得相当多”,是“对西方文化的误读”。邓文引证鲁迅不熟悉卢梭的论据,实为鲁迅的反讽用法,不足为据。邓文认为鲁迅批评法国大革命不妥,是未能理解鲁迅“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方略,因它是为着抵制卢梭《社会契约论》中乌托邦式“公意”说的误导;而“掊物质而张灵明”的方略,则是在价值观方面反“唯物质主义”。邓文所列的多种判断,可一一回复：鲁迅从未追随“霍布斯鼓吹专制独裁”,更多的是接受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中“国群”对“小己”压制的观念;鲁迅从未退缩,不少杂文、小说中充溢、飞扬着尼采的强力意志;鲁迅从未以儒道学说为根本,明确表示过孔孟的书“和我不相干”。邓晓芒以先验的预设命题来框就、评判鲁迅,无异于使用了古希腊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     

人的痛苦与神的拯救——从《灵魂之旅》看邓晓芒的语言观

邓晓芒的文学评论集《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深刻反思和批判了当代文学中的民族文化失语现象,从中传达出他对"语言是存在家园"这一现代哲学思想的创造性理解.这种创造性理解首先体现为,邓晓芒对人的痛苦与形而上学的语言意义相互生成的内在关系的发现;这种创造性理解还体现为,他认为语言建构起人存在的可能世界,使人能从人的自我对话出发走向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从而成就人作为人的存在.     

牟宗三先生对康德“先验的观念论”与“经验的实在论”之辨析——兼论邓晓芒教授对牟宗三先生的误读

"先验的观念论"与"经验的实在论"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一对极其重要的概念,对它们的理解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对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体系的整体把握。牟宗三先生通过对康德这两个观念的辨析指出,康德的正面主张乃在于"经验的实在论",而非"先验的观念论",并指出"先验的"一词涵有双重意蕴。然而,邓晓芒教授在《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之一)——关于"先验的"》一文中对牟宗三的解读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通览全文,我们发现邓教授对牟宗三的批评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与曲解,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与辩解,并就教于邓教授与诸位方家。     

康德“先天的”和“先天知识”的含义

国际学界对康德“先天的”和“先天知识”的标准解释表明,“先天的”不是指人类天赋的知识或固定不变的结构,而是指理性天赋的、永恒不变的原则和规则。这一解释与康德本人的思想基本一致。邓晓芒先生将“先天的”解释为人类先天的固定不变的结构是不对的。因为在康德那里,知识的结构是按照先天原则和规则在时间中构造的结果。     

论“自我”的自欺本质

作者邓晓芒在2009年4期《世界哲学》上撰文,称：自我意识就是把自己当对象看、同时又把对象当自我看的意识,但对象和自我本来是不同的,因此自我意识里面包含一个自欺结构。这种结构从形式逻辑和日常意识来看是自相矛盾的,必然导致无穷后退并引出一个上帝;但从辩证法来理解则正是主体的能动性之源。     

儒家是"结构性伪善"吗——关于康德与儒家人性论与邓晓芒先生商榷

邓晓芒先生认为儒家在认识论上没有自我意识,在伦理学上缺乏自由意志.他称儒家学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伪善".这是邓晓芒从普世伦理的立场出发对儒家展开的严厉批判.但是,邓先生的批判并没有建立在对儒家和康德人性论耐心的比较基础上,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独断.通过仔细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康德和儒家人性论是相通的,彼此的差异是中西文明历史发展路径的不同造成的.因此用康德来贬低儒家,用西方哲学来矮化中国哲学是没有根据的.     

孝道与“亲亲互隐”:德性伦理学视野下的诠释——兼与邓晓芒先生商榷

在邓晓芒先生看来,"亲亲互隐"与等差之爱是腐败的毒瘤。而儒家认为"亲亲互隐"和儒家孝道并不完全一致,作为出自儒家孝道的"亲亲互隐"是具体情境下的选择。"亲亲互隐"与社会公正呈现出了张力,儒家伦理主张"义"是合理判断的依据。社会容忍制度的合理性,也正是由于它在探求这种张力过程中体现的合宜性和平衡性。儒家孝道与仁、义的契合,是儒家孝道德性合理性的深层根基。基于这一论述,可以有力地回应邓晓芒先生有关"腐败毒瘤"的诘难。     

形而上学的迷惑——与邓晓芒教授对话

邓晓芒涉及中西哲学及文化比较方面的著述甚多,尽管不少观点富于创新性和挑战性,但也同时流露出许多偏颇和自相矛盾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他对西方逻辑理性的过于推崇,对宗教和自由的狭隘的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较量的前景的错误估计,从而导致对中国式直觉悟性思维的轻视,对中国人形而上学信心的困惑和不满,以及对中国人的实践和实用观的贬低。中国人的确没有西方基督教那样对上帝彼岸式的宗教信仰,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人就没有信仰。中国人深邃的直觉悟性使他们对世界的本源、人与世界的关系等形而上学问题怀有一种近乎先天本能式的信心,因而也就无需再创造一个外在的上帝来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了。因此,形而上学的信心就成为中国人信仰的代名词,与西方人以及邓晓芒形而上学的迷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