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末朝鲜初儒佛论争--以郑道传的排佛论为中心

本论文旨在检讨高丽末朝鲜初儒教和佛教间进行的思想论争,围绕当时政治社会变动的背景,集中分析了在朝鲜建国中作出贡献的具有代表性的儒学者郑道传的排佛论。他的排佛论以居敬和穷理为基础,具有体系性和客观性,更有为现实改革和朝鲜建国服务的功利性。在高丽末朝鲜初思想史上既有它的意义,也有思想局限性。     

论高丽末郑道传的“排佛论”

作为高丽末朝鲜初期的朱子学者,郑道传以排斥佛教为己任,全方位、彻底地对佛教进行了批判。他不仅批评了佛教僧侣出家、乞食等行为,还从哲学高度上对佛教的基本教义进行了批判,并且从诸多方面辨析了儒家与佛教之不同。郑道传的排佛论为朱子学在朝鲜朝确立统治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礼治国:朝鲜建国儒臣推行中国古礼的作用

在李氏朝鲜一代,中国古礼之所以普及流传,与来自民间礼儒鼓吹、竞相研习不无关系。与此同时,朝鲜建国儒臣的积极推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考虑因素。这些儒臣熟悉儒家礼治文化,又深得朝鲜太祖李成桂深信器重,他们在国策上倡行以礼治国,对于中国古礼的推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论文从三方面说明这个情况:一、分析太祖李成桂与建国儒臣的关系,当中以郑道传(?-1398)和赵浚(1346-1405)为主,揭示他们凭借执政大臣的职掌,把儒家礼治文化导入到治道层面上。二、指出当时推行礼治的两个依据:先礼后刑和礼入于法,由此探讨儒臣在建构礼、刑、法的三者关系上,为礼治的推行赋予法律的效力和增添刑罚的约束力。三、申明权近(1352-1409)等儒臣借鉴三国历史,向朝鲜太宗申明伦常纲纪和国家治乱的因果关系,藉此印证出古礼所以起到的治道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