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纪的诸葛亮热--陈寿《三国志》成书前几位政论家对诸葛亮的评论

梳理整合魏、晋间散见的史料,对史料可信性加以考订,对历史人物疑年加以探解,对裴松之持疑的史料(如郭冲<条五事>)加以辨证,对袁准甄录的蜀亡史料之历史价值加以重新确认,对蜀国速亡在其盟国吴国引起的震动加以审视.三世纪崇拜诸葛亮之史料得以完整保存,与建统一大功的晋武帝司马炎是分不开的.     

武光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的日子里

武光(1911~2015)曾任职北京航空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政府第一副主席;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39年阳春三月,武光偕年方14岁的小警卫员郭冲从晋西南到达延安。三月的延安春意盎然,涓涓的延河水,延安城南的宝塔山,欢快有力的大生产和抗战的革命歌声,这一切令武光心旷神怡,他感到真的来到了日思夜想的党中央所在的革命圣地。1938年,日军飞机把延安     

从蜀人对诸葛亮认识的转变看“郭冲五事”真伪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载有郭冲所述诸葛亮隐没不闻于世的五事,裴松之认为五事皆为妄说,逐一驳斥。就刑法峻急一事而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刘备初入蜀地,诸葛亮使用严刑峻法治蜀,加之连年征战,蜀地人民的确苦不堪言。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执政时期蜀汉政权的统治政策已有所调整,蜀人对诸葛亮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不宜用后来善政的评价否认之前的严苛。蜀人相贺一事也反映出蜀人对蜀汉集团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而非一成不变,同样不宜用后来者的眼光看待。随着蜀汉统治政策的调整,蜀人对蜀汉集团及代表者诸葛亮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变化,郭冲所述五事之一、四、五恰恰反映了这种变化,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不宜轻易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