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黔诗纪略》采诗看明代黔诗在清代咸同时期的传播

《黔诗纪略》因文献丰赡而有"博综"之誉,其采诗途径多样,包括对文集、史乘方志、刻铸文献、口传文献、图谱等文献资料的收集,为考察明代黔诗在清代咸同时期的传播特征提供了可靠依据.明代黔诗在该时期的传播主体以个人为主,地方志局参与其中;传播的载体形态以纸质书集为主;以书面传播为主,主要通过抄写、印刷方式传播;传播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整体而言,明代黔诗在咸同时期的传播不广,诗歌留存较少,受关注度较低.     

《汉书》“乐府采诗”话语的建构与表达途径

《汉书》中的乐府采诗话语以虞舜时古之采诗和周代行人采诗为基础,同时,联系现实语境对其话语进行重新选择、改易、编排和表达,有继承也有创新,从而构建了乐府采诗的独特话语。就话语建构而言,《汉书》主要采取对传统采诗话语进行借鉴与改变的方式,展开对"立乐府""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观风俗"等观念的论述;就话语表达而言,主要从文字、结构和意蕴三个层面实现对乐府采诗话语的表达。     

班固“采诗”说的风俗维度

班固描绘、构建了先秦"采诗"制,对所采之"诗"的风俗内涵与价值功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视"知天下"为旨归,欲借此以知"风"、"俗",进而实现其"移风易俗"的风俗政治理想。基于同样的思想维度,班固又对汉乐府"采诗"的风俗意义予以了现实审视,这呈现了其"采诗"说的另一构成及其风俗维度的其他侧面。深入研究可见其在风俗学、《诗》学研究领域及方法论层面的价值意义。     

论春秋政治礼俗背景下的“诸侯自主诗乐”

宗周礼乐文明对地方诸侯有强大的典范作用.西周时期,诸侯国得到王朝的“赐乐”“颁诗”,并未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诗乐.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国在更为开放多元的政治礼俗环境下,开始通过“特制”和“采录”两种渠道创制“诸侯自主的诗乐”,以符合本国典礼歌唱和娱乐审美的需要.在这一礼俗环境和诗乐机制下,春秋诸侯诗乐并不局限于讽谏的功能目的,因此,传统有关《国风》“乱诗”“淫诗”的政治道德性评价也值得驳正.     

从《左传》看周代采诗制度的变迁

考察《左传》中引赋诗的情况及有关记载 ,认为采献诗作为西周天子的制度 ,曾在西周的各历史时期被不同程度实施。东周初年 ,尚存不规范的采献诗遗制 ,入春秋后 ,采诗之事在若有若无之间。春秋中叶之后 ,诸侯有意无意地搜集诗的活动才彻底结束 ,上层人物的兴趣已从献诗采诗完全转移到引诗或赋诗方面来     

先秦采诗制度与中国古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中国具有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悠久传统.在中国古代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上,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学的保护与传承,成绩尤为显著.而先秦采诗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搜集、整理、保护民间文学的滥觞,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史上,地位格外突出,具有代表性意义.对先秦采诗制度的研究与剖析,有利于我们探索中国古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与原则.     

论中唐乐府中风俗题材的兴起

唐前乐府已形成汉魏、六朝两个传统,前者具有儒家所主张的"观风"的政治目的,后者则因内容趋于艳情而为后代所诟病。然六朝乐府除了"艳词"外,亦展现对于地方风土风俗的描写兴趣,这实已开启有别于汉乐府的"观风"角度。排比中唐乐府可以发现,除了抨击时政的内容外,尚有为数可观的作品涉及地方土俗的书写,甚至以之作为诗歌主题。这批乐府作品拧合并改造了乐府在唐前的两条传统。它们一方面吸收并发展了六朝乐府的观察角度与创作手法,另方面扩充了汉乐府的"观风"内涵并扭转初唐以来"采诗"徒具形式的事实,强化其与"百姓讴谣"间的关系,从而使乐府的风俗主题得到创作上的正当性。     

白居易“诗道崩坏”论

“诗道崩坏”是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诗学命题。白居易所谓“诗道崩坏”即儒家“六义”诗学传统的崩坏 ,特别是“风”(讽 )的崩坏 ,其突出表现是采诗制度的废弃不用。白居易试图对业已“崩坏”的儒家诗道进行救扶 ,但最终救扶不起     

汉乐府"采诗"说再认识

关于汉乐府是否"采诗",学术史上存在过争论.然而大量文献表明,尽管西汉乐府编制中没有采诗人员,但是当时乐府"采诗夜诵"的确具有一定的现实政治保障,并对东汉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西汉乐府的"采诗夜诵"继承了先秦以来观乐省风的深厚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同样在东汉得以继承与发扬.正因如此,汉代乐府民歌才能较好地保存流传下来,并形成了统一的艺术精神及艺术风格而影响于后世.     

乐府始置刍议

乐府诗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乐府源于何时却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为官署的乐府和作为诗歌形式代指的乐府这两层意义应该剥离开来,武帝立乐府实际上是乐府诗兴盛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