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之“德”为“明德”论——兼论殷周之“德”的区别

"德"的原始观念来源于人们对"效能"和"能力"崇拜,是古代君王通过"巡省"方式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力的反映。"德"字之初义就是"政治控驭能力和权威影响力",这种观念大概产生于部族联合体的尧舜禹时代,所以"德"不是周人的首创,周人只是提出了不同于商人的"明德"观念,以"帝迁明德"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依据。"德"作为政治控驭能力的代称包括"刚克"和"柔克"两种手段,作为"刚克"手段的刑罚也是原始"德"含义的一个方面。与周人的"明德"观念相一致,"明刑"、"明罚"思想也是周人"明德"观念的衍生思想。     

论商代的法律制度

本文根据现存的零星文献和甲骨文卜辞，通过对商代的主要法典─—汤刑及商代法律的特点、商代刑法中的主要罪名和刑名的分析研究，全面探讨了商代的立法、法律的内容及其对后世法律的影响。     

前秦法制初探

前秦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惟一统一了北方 ,且政治较为清明、最具有规模气度的一个政权。前秦统治者对儒学推崇备至 ,决定了其法律思想为 :德化为先、礼法并用和约法慎刑。在选官制度方面 ,前秦采取了多途径选贤求才之策 ,并通过推行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法律措施 ,促进经济的发展 ,前秦统治者对法律的运行亦颇为重视 ,主要体现在司法机构比较健全 ,注重督励官吏公正和严格执法。前秦之所以能出现十六国时期仅见的盛世 ,与其法制建设不无关系     

资格刑的利弊评说与立法选择

本文首先介绍了理论界存在的资格刑肯定说和否定说,进而对资格刑的利弊进行评说,认为我国应保留资格刑这一刑罚方法,并阐述了四个方面的理由。     

明中后期的贪赃之风与法纪衰败

明中后期的贪赃之风与法纪衰败温晓莉明代初期的严法惩贪、吏治清廉，与中后期的贿赂公行、贪赃腐败成风，形成鲜明对比。同一朝代，前后如此通异，实为中国封建时代所罕见。（一）明代中后期官场的贪赃之风有三大特点：一是举国贪赃，侵吞公物，其面甚广，已酿成上下相蒙...     

政治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个维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政治仪式作为国家政治社会化途径之一,本身就是以国家为单元的共同体凝聚机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过程中,政治仪式作为重要形式与展开路径,以其特有的时间性、空间性、公共性、共同性特征,推动了在中华民族主权国家内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心的记忆刻写、在场体悟、价值引导、文化信仰、情感认同、行为规范等叙事实践,多维多层次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性内核。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时代,需要充分认识政治仪式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挖掘其承载的共同性价值,拓展其民族共同体建设途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民族互嵌式治理初探

作为一种新型的民族事务治理方式,民族互嵌式治理涵盖了空间互嵌、生活互嵌、婚姻互嵌、文化互嵌和精神互嵌5个方面。公权引导、社会助力、群众参与三者有机结合,形成了民族互嵌式治理的基本运行逻辑。形势需要、中华文化、顶层设计与族际政治整合为民族互嵌式治理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构成了民族互嵌式治理的主要推进路径。民族互嵌式治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效的实现方式。     

异种自由刑数罪并罚规则研究

异种自由刑数罪并罚是在原有数罪并罚规则基础之上,针对多样化的犯罪现象与司法适用而设置的规则。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异种自由刑并罚内容,吸收原则与并科原则各自蕴含着合理性依据。然而立足于整体数罪并罚的规则,此种规定却存在二者相互矛盾以及刑罚轻重的冲突,给理论研究与实践适用带来困扰。基于此,通过对域外异种自由刑数罪并罚规则的考察,借鉴其中折抵和限制加重原则的内容,提出我国异种自由刑并罚规则的改进建议:对有期徒刑和拘役刑的并罚采用综合折抵原则与限制加重原则的方式,而对有期徒刑、拘役刑和管制刑的并罚继续采用并科原则,从而更好地实现数罪并罚的适用。     

为未来的“大国工匠”塑型铸模--德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铸剑文化”引领下的德育管理实践

水逶迤而清深，山连属而秀拔。苕溪孕育了中国最早的瓷器--德清瓷，莫干山上干将莫邪的铸剑传奇传颂千年。无论是在传说里，还是在历史上，亦或是在今天，精工名匠们的传世之作和动人故事一直在德清这片土地上绵延流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