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标准

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是当然前提。非法证据并非是任一证据合法性要件欠缺的广义非法证据,而专指取证主体通过严重非法的手段或者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所获取的证据材料。我国刑事非法证据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类,两类非法证据在实际判断中虽存在差异,但都应围绕取证手段的非法性展开,分别考察取证手段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以及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准确界定刑事非法证据的范围。     

关于国有企业的非法人性─—兼谈《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与自负盈亏虽有联系，但二者所要求具备的权利条件并不相同。企业经营权是改革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提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不适宜。鉴别“法人”属性的根本标志是有限责任制，但国有企业却不能独立承担有限责任，其经济责任累及国家，由此得出我国国有企业的非法人性。     

治安管理处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首次明确规定了治安管理处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价值取向在于保障私权、制约公权和维护程序公正。在执法实践中，需要充分考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以及我国的证据法传统和行政管理现实等相关因素，客观确定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     

论对非法证据的排除

非法证据包括以暴力、胁迫、利诱、欺诈、违法羁押等不正当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以及以违反法定程序的方法取得的实物证据等。排除非法证据体现了权利保障现念、权力制约观念和正当程序观念，体现了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相冲突时将程序正义置于实体正义之上的价值选择，是为解决办案人员侵犯公民所具有的由宪法允诺予以保护的权利而采取的步骤，是司法状况的必然反弹。非法取证行为，损窖国家机关威信，不符合现代法治原则，容易扭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同时造成虚假证据。     

论非法拘禁罪的行为对象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就侵犯公民权益的案件而言,似乎只有直接对公民生命和健康造成侵害的犯罪才受到关注,而作为直接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的非法拘禁罪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而正是如此,对非法拘禁罪的研究才更有现实意义。     

非法用工发生工伤也应依法享受工伤待遇

案情赵灵霄是河北省的一名农民。经朋友介绍为天津市河北区一家个体户打工。这家个体户没有办理营业执照,主要经营附近居民小区住户的铝合金门窗、防护栏的制作和安装。因为是熟人介绍,赵灵霄与老板只是口头上商定了每月工资数额就上班了。     

土地违法形势依然严峻

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用数字来阐释土地管理面临的严峻形势：非法占地的案件占所有案件宗数的80％，非法批地的案件占20％。从涉及违法的用地面积来看，非法批地的案件占用涉及土地面积的80％，主要是地方政府和涉及政府为违法主体的案件；公民个人或者企业违法占地的面积是20％。     

助理医师开诊所 非法行医遭处罚

[案情介绍]2003年,朱某某从安徽某医学院临床医学专科毕业,2004年取得了助理医师资格证。2006年,朱某某携其妻到某市开了一家个体诊所。后经附近群众举报,当地卫生监督所和公安部门前往该诊所进行联合执法。现场调查:这间"诊所"设在居民房内,一间门面,里外两个小间,里间是"药房",摆着一个医疗桌,还有一张床和一个衣柜;外间是"输液室",有一张床、沙发、电视、冰箱和煤气灶,房内没有悬挂行医执照。当时,该"诊所"门还开着,一位妇女正抱着一个小孩坐在门口的沙发上,朱某某之妻正给一个小孩输液,里间朱某某在给一个妇女看病,当身着制服的执法人员突然进入时,顿时慌张起来,朱某某和其妻急着要离开,但这个时候,执法人员已经堵住了门口,人赃并获。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性”之行刑认定的区分 ——以非法性的形式和实质认定为视角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性的行刑认定长期依循形式和实质认定并存的二元认定模式,早期行刑判断路径同步。《非法集资解释》的制定标志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非法性的判定回归刑事法的道路。《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出台表明非法性的行刑认定彻底分离。《非法集资解释》在非法性的认定上采用形式标准"有权机关批准"和实质标准"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并存的二元认定模式。《处非条例》将非法性"形式+实质"的二元认定修改为"形式+补充"的一元整体的认定。明确区分"依法许可"和"依法批准"以及"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和"国家金融管理法律"的规范含义,是在形式和实质上实现对非法性的行刑区分和衔接的前提。     

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类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在美国确立并得到发展,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探讨很长时期仅停留在理论阶段,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采纳并确立这一证据规则,使其从理论探讨变为实践,也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探讨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目前,行政诉讼法正处于修改时期,以现有的法律规范为基础探讨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类型及其判断标准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