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小说的音乐性

小说与音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看似迥异,实则有着内在的相通性。汪曾祺通过变换的节奏、奏鸣曲式的叙事风格以及复调技巧的应用,在小说与音乐之间实现了"会通"。本文通过对《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文本的解读,探讨汪曾祺小说的音乐性。     

论文学语言的音乐性在赋体骈律化中的作用

明代徐师曾把赋划分为四种类型：一古赋,二俳赋,三律赋,四文赋。根据赋体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考察,前三种是赋的主要历史变异形态,而文赋不过是对汉赋的超度复归,因此就赋体发展的直线走向来讲,由散趋骈,由骈而律是其衍变的主脉络。本文认为,赋体文学向骈律化方向发展与这种文体本身的形态特征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关系,这中间又贯穿了文学语言音乐性的审美追求     

现实主义时期两位风格迥异的德语诗人

19世纪下半叶,德语现实主义时期,是叙事文学一统天下的时期.叙事性对诗歌的内容、语言和形式都产生了影响.因此,诗歌在母题、基调、节奏、结构、诗句等方面都表现出简洁、收敛的趋势.而且,现奕主义时期最重要的诗人,同时也是最杰出的小说家,如凯勒 G.Keller、冯塔纳 Th.Fontane、施托姆 Th.Storm、迈耶 C.F.Meyer等.其中施托姆和迈耶,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歌风格.作为诗人的施托姆,更多秉承了浪漫文学的传统,他的诗歌强调的是民歌般的简朴和音乐性;而迈耶诗歌的特点,是对形式有意识的雕琢修饰、精简浓缩.他在表现形式、象征意义方面的创新,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诗歌创作历程,是从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诗歌的过渡.     

论汉语诗歌语言的音乐性(上)——新诗音律研究

这篇长文写于1980年夏秋季,即23岁时,当时我在成都大学中文系的学习即将结束。此文后来一直放在那里,未刊。时隔三十多年,今天看来,这篇东西还是有其意义的:旧体诗词的格律被打破以后,汉语诗歌的音乐性传统如何在新诗中重新得到发扬?这远不仅仅是关乎诗歌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关乎汉语的问题,而且是关乎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如果我们今天已经不能"原教旨主义"式地照搬中国古代文化的某些具体形式,那么,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精神如何才能得到弘扬?本文对汉语诗歌的音乐性及其在现代新诗中的体现形式的探索,可以说是为这方面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具体例证。现在把它整理出来,一仍其旧,以存原貌;只是加上了全文的副标题"新诗音律研究"及各节的小标题。     

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中的音乐性再现——以《王维诗百首》为例

在中国古诗的英译领域,格律派十分注重通过译文再现原诗的音乐性。《王维诗百首》的翻译是再现中国古典诗歌独特音乐性的重要尝试,对其译文的解读将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格律派译者注重在节奏和用韵两方面"以诗译诗"的诗歌翻译主张,丰富古诗英译的理论与实践。     

韵律:语言属性、诗性还是音乐性

节奏、韵、平仄等韵律要素构成的诗学效果,中西文艺理论通常称为"音乐性".但细考发现,节奏是一种早于音乐、诗歌的自然或生命属性,音乐进一步改造成更鲜明、精确的"音乐节奏";语言则通过语音组合构成不完全"等时"的"语言节奏"或诗歌节奏,它与"音乐节奏"并不等同.韵、平仄则原本就是语言的属性,也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尤其是诗歌的特性:不同国家诗韵的差异只与该国语言有关,而与该国音乐的差异无关.这一性质认定意味着,"废韵律"失去的不是"音乐性",而是"诗性".     

略谈音乐艺术的社会功能

音乐艺术产生于社会性的活动和人们的思维活动 ,它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 ,必然反映着现实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作为其自身价值的音乐美必然产生于社会需要。历史发展证明 ,音乐的发展取决于它的社会功能 ,音乐的社会功能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社会需要与音乐自身社会性内容的统一     

现代小说叙事节奏的音乐性

叙事节奏的音乐性是现代小说形式实验中的一个重要策略。叙事节奏与音乐节奏同中有异,并不是所有的叙事节奏都具有音乐性。现代小说叙事节奏的音乐性主要体现叙事速度和叙事力度两个层面,通过对小说叙事节奏的调控可以更为有效地提升小说艺术的表现力。     

形式、意蕴与音乐性——《再别康桥》音乐性新探

从诗歌的情绪意蕴与形式的关系入手,分析《再别康桥》一诗的旋律特征和旋律发展,以此探析该诗在音乐性上的独特性,并简要分析该诗形式与意蕴实现完美统一的奥秘。     

象征主义文学的音乐性

象征主义文学作为现代派文学的开始,极力追求作品的音乐性,用音乐的不确定性来表现作者的某种情绪.从音乐性是象征主义诗人共同的追求与渴望、象征主义诗人赋予"音乐性"新的内容、构成象征主义诗歌音乐性基本要素三个方面系统地探讨象征主义文学(诗歌)的音乐性,以及如何辩证地认识象征主义文学的音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