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大墙上蒿行》题旨论析

《大墙上蒿行》是曹丕诗歌中有名的长篇，但是古人对于此诗题旨的解释却多异说，未有定见；今人注曹丕诗，如余冠英《三曹诗选》等则一致认为此诗系招隐之辞，其说因袭前人谬误，而影响所及，乃成定论。本文分析认为《大墙上蒿行》实际上是一首游宴诗，其主旨不过写年命无常之感、及时行乐之情，与招隐的旨趣毫不相干。     

《西游记》与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

通过对《西游记》题旨、人物、故事以及思想内涵的全面分析,探讨其在中华民族伟大振兴中的积极意义,认为《西游记》所表现出的异域探索的开放意识、抗争与进取精神、自由与秩序的辩证统一、无所不在的“变”的哲学、人格理想的批判精神、团队和群体奋斗的精神以及人才思想,是民族振兴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精神财富。     

《诗》之“思无邪”辨

“思无邪”不应作为释《诗》依据。因为《诗》三百并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 ,原本不具备创作主旨方面的统一性 ,不可能篇篇为无邪之作 ;先秦诸家引诗、用诗时往往断章取义 ,抽掉情爱内容以合己用 ,这是当时的公认原则 ,我们不应在释诗时误入歧途 ,孔子悟诗时的有意误读是为阐发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服务的 ,是一家之言 ,不能以之为释诗依据。从实用目的出发对《诗》三百的征引、索解和领悟 ,不能与释《诗》相混淆。     

屈辞《招魂》新辨

楚辞《招魂》用于为楚怀王举行国丧活动中招魂仪式第一阶段。诗序叙巫觋扮演怀王亡魂、上帝、巫阳,交代招魂事由。招魂活动始于楚境旷野秦、楚交接灵车时,由巫阳招魂至郢都修门,转由巫官工祝引魂回故居。该诗是屈原在祭辞基础上改创而成。其题旨是: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明招怀王之魂,暗寓忠君爱国之意。     

试论汉语委婉修辞手法的范围

‘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中所论列的双关、讽喻、婉转、避讳、藏词五种修对手法，因其所要企及的修辞效果都是为了曲折地表达所要陈述的情感与思想意图，因此皆可列在委婉修辞手法下。为此，本文进一步论述了委婉辞手法所应涵盖的范围是题旨、段旨、句旨等四个方面。     

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

<楚辞>所录之非屈原作品,既不以质为前提,亦不以文为条件,故西汉最大之赋家司马相如无作品得人,而东方朔之入选者非其最佳之作,宋玉赋亦仅<九辩><招魂>在其域中.从成书体例之角度进行研究,得出<楚辞>中之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即这些作品中之"我",均为"屈原".缘此,以这些作品所叙证屈原之事迹,固不会尽是;而以之考察作者之生平,则全失.     

永恒的尖锐对抗与寂寞守望——刘震云小说主旋律题旨释读

从成名作《塔铺》到代表作《一地鸡毛》,乃至后来的官场系列小说、历史系列小说,直到《一句顶一万句》问世,刘震云一直坚持以自己的方式构建了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在他的艺术世界里,他的文学视角、关注对象以及作品的主题揭示都是恒定的。以刘震云二十余年创作之旅为研究对象,以其作品的阶段性主题揭示为切入点,条分缕析出作家面对物质对于精神、权力对于尊严、历史对于人性造成威胁与摧残时所发出的尖锐抗议以及对美好、自由、光明世界的寂寞守望,进而完成刘震云小说主旋律题旨的释读。     

语境及其作用的再认识

本文针对学术界关于“语境”包括主客观两种因素的论点,认为“主观因素”或“自身因素”不应作为语境内容的一个方面,成功的交际在于克服差异性,扩大同一性,本文提出交际主体的选择客观语境因素时是有一定主观能动性的、即选择与交际有关的客观语境因素,以调整语辞和交际方式.     

《小雅·鼓钟》题旨新论

关于《小雅·鼓钟》的题旨,或以为是＂刺幽王＂,或以为是昭王南巡之作,更多学者因诗之背景的缺失而付之阙如。幽王、昭王云云,于史无征,于诗意不合,纯属附会。从诗中＂淮水汤汤＂、＂三洲＂、钟、鼓等名物描写入手,结合淮河在安徽境内水道狭窄、又多曲折的河道特点,可以推断,这是一首因淮水泛滥而祭祀禳灾之诗。     

晏几道[诉衷情]组词末首题旨辨析

晏几道[诉衷情]组词之第八首，孙望、常国民主编《宋代文学史》、王根林校点《小山词》以及覃媛元撰《晏几道年谱》中，皆把它理解为表现时事政局的词作，覃撰《年谱》中更判定它是伪作。其实，该词并非表现时事政局，亦非伪作，其题旨与本组词中其它词作一样，都是用来表现男女相思离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