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员为何自称“奴才”

学界对清代“奴才”一称的理解基本依照陈垣与鲁迅先生的看法 清代官员,常常自称“奴才”,既见于官方文件、奏章之中,也常常出现在官员觐见皇帝之时.学界对此基本依照陈垣与鲁迅先生的看法,视为清廷强行区分满汉官员身份的措施. 陈垣是这么说的:“满人称奴才,有时可以称臣;汉人称臣,无时可以称奴才”.鲁迅先生说:“在清朝,旗人自称‘奴才’,汉人只能自称‘臣’.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这其实是排满浪潮影响下对“奴才”一词的理解,当然其中也道出了清代旗人与民人身份的不同.事实上,这两个称谓所对应的对象有一个变化过程.     

风雨将军衙署

呼和浩特市至今保存着已有二百七十多年历史的清一品封疆大吏将军的高级军事办公住所——绥远将军衙署,而且清朝所设十三处驻防将军（其中有两处是常设将军,绥远将军就是这两处常设将军之一）,如今只有绥远将军衙署幸存,     

情凝职教梦 敢做擎旗人——记辽阳技师学院院长郭慧

三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沉寂的郊村。而今,高耸的教学楼、壮观的实习场、环状的图书馆拔地而起,一所崭新的现代化中职名校,以它独有的风姿,生机盎然地矗立在太子河畔!     

晚清东北旗人的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探析——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双城)

婚姻与死亡风险的关系是人类社会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使用中国双城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考察了晚清(1866-1913年)东北双城旗人移民社会中的婚姻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不同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存在显著差别,未婚、丧偶和再婚等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要高于初婚人口;不同婚姻行为对死亡风险存在不同影响,结婚降低死亡风险,丧偶提高死亡风险。研究验证了婚姻对个体健康的保护机制及其时期效应,表明了家庭和社会因素对于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存在重要影响。     

从族谱编纂看满族的民族认同

族谱是民间最常见的传世文献 ,具有追根寻祖、辨别亲疏、敬宗收族等作用。本文指出 ,族谱在民族识别和民族认同方面具有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这里 ,重要的不仅在于甄别史实的真伪 ,而且还在于理解特定社会氛围中族人对于族谱的策略性利用。本文以满族族谱为主要对象 ,将实地调查与文本分析相结合 ,尝试对族谱在民族认同中的功能进行个案研究。     

清代旗人赌博治理述论

清朝入关前后,旗人渐染赌博习气,既影响到旗人生计,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又危害到满洲传统的淳朴、尚武之风,削弱了军队战斗力.为巩固统治基础,清朝统治者不断制定禁令,从多方面对旗人赌博加以整治,但并未收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旗人不事生产,耽于逸乐,容易受到诱惑,加上其身份特殊,即使因赌博犯法,受责罚也相对较轻.此外,旗人定期领有钱粮,容易引起不法分子的觊觎和引诱.这些都导致了旗人赌博难以治理.     

试论清代科举中的翻译科

翻译科是清代科举中的一项特科,是清统治者结合本民族实际情况对科举制做出的一项重要创新.它的出现在带动科举制度重大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科举制度的内涵.翻译科经历了顺治年间的兴起、康熙时期的曲折发展、雍乾嘉时期的鼎盛以及道光朝以后的衰落,其发展脉络几乎与清王朝的历史相始终,在为朝廷培养精通满蒙双语的人才、保持国语故俗和增强满洲凝聚力等诸多方面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做出了特殊而又巨大的贡献.但由于整体环境的缺失,翻译科最终无法抵御先进文化的冲击,随着科举制一起消逝在滚滚历史洪流之中.     

谈清代杭州驻防的“文”“武”二元特质

杭州驻防是清代重要的军事建置。杭州驻防发展过程中，驻防旗人一方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渐趋热衷文事；另一方面，旗人受八旗制度制约，始终保持“武”的属性。驻防旗营文化因此呈现文武兼具的特征。杭州旗营“文武并存”的特质尤为鲜明，是八旗统治进入中原并且与中原文化交融互动的缩影。从杭州驻防旗人的教育环境、身份嬗变、武事类诗歌书写三个方面分析旗营文化中的“文”“武”二元特质，以此见微知著，谛视旗人群体的文化特征，对清代文化的多元性作出补充。     

顺治朝的恩诏加爵及其承袭考述

顺治朝的恩诏加爵是有清一代仅见的历史现象,清代各种文献记载有关恩诏加爵的时间、详情、矛盾、错讹、不实之处极多,对于加爵对象、恩诏所加之爵的承袭处理亦语焉不详。文献记载的错谬不仅影响到清史学界对这一问题本身的系统了解,而且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清初旗人、汉人政治地位的认识。     

一盘未下完的棋——论《正红旗下》中民族身份话语与革命话语的统一与背离

老舍1962年创作的《正红旗下》，前11章实现了旗人民族身份话语与主流革命话语的统一，这种统一使老舍获得了写作的信心与写作的生命力，也使这部作品成为老舍建国后作品中一座不可攀越的高峰。不幸的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老舍创作中的民族身份话语与革命话语无法保持步伐一致，使之陷入了两重话语相悖而形成的写作因境中．《正红旗下》不得不搁笔，成为一盘没有下完的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