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王·正统·神仙--论秦汉时期黄帝传说的政治文化内涵

秦汉时期的黄帝传说以黄帝的生平、功德、政事、世系为核心,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在黄帝传说中,圣王、正统、神仙三者被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大一统政治所应遵循的基本政治原则:天人关系原则,政治道德原则,权力分配原则.依据黄帝传说所体现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象征意义,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和儒生、方士进行了积极的政治实践,促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     

黄帝文化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流播发展

黄帝与黄河,一个是凝聚寰宇华人的人文初祖,一个是滋养华夏儿女的母亲河.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二者已然超出具象的人物和简单的自然物.黄帝与黄河已经上升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文化主体.黄帝文化与黄河文化根脉同源,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种文化在发展的进程中具有同步性,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黄河文化兼收并蓄内涵式上升,黄帝文化流播演绎地方化发展."两黄"文化虽各行其道,却又殊途同归.     

湖湘大地才是炎帝文化的母体——兼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商讨“炎帝故里”问题

湖南是原始拜火教的发源地和稻作农业的诞生地,也是炎帝族中心聚落的所在地,湖南才是炎帝文化的母体。中华炎黄研究会认为山西高平是炎帝故里的说法缺乏关键证据支持,因而难以成立。     

道教信仰视野中的黄帝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也是道教推崇之得道的神仙。道教历来崇信黄帝,道教的黄帝信仰体现在神仙传纪、斋醮法术、五方五帝观念、丹道医学的神学内涵中,这充分显示道教塑模华夏祖先神的智慧和想象力。中国远古时代的黄帝被推崇为道家之宗、三洞神仙之第一,旨在显示道教法脉的源远流长。     

西安杨官寨遗址是应确定黄陵祭祀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证?--论黄陵墓主即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的首领

在古今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从无人认真地把“黄帝都邑”与西安正式联系起来;也从无人认真地把西安之“黄帝都邑”作为陕北黄帝陵历史真实性的考古———历史学证据。随着西安杨官寨遗址(以下简称“杨址”)出土且被确认为“黄帝都邑”,以及其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为陕北黄帝陵的墓主,这种情况彻底改变。这不仅是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的质变突破,而且实际也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的质变突破。本文将在此前相关拙论的基础上,聚焦黄陵墓主为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从而证明杨官寨遗址是应把“黄陵祭祀”确定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要证据。     

嫘祖故里在西平

西平古为西陵 要确认嫘祖故里,首先要从寻找古西陵入手.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留下了珍贵的一笔:"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嫘祖是西陵氏的女儿,古代氏族名与国名通,故嫘祖生地应为古西陵.     

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与黄帝华胥文化类型问题研究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的集体记忆,始于古代中国人对于黄帝、华胥的礼赞。考察和分析黄帝文化和华胥文化的性质、类型、演变及其与中国上古历史的关系,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运用文献分析法和考古实证法进行相关研究,不断汲取新的科学成果,逐步滤清神话传说中的虚妄成分,可以得出基本结论:黄帝部族和华胥部族分别生息、发展于姬水流域、灞水流域;相互缔结部族对偶婚姻,是两者融和而成为共同文化体的标志。     

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

脱离传说境界以后,黄帝的形象是向神仙偶像与历史人物两个方向发展的。司马迁撰写《五帝本纪》,将黄帝塑造成中华正史第一人物,凝炼成虚实之间形象,尊崇为帝王样板,供奉为华夏始祖,从而适应了汉武帝构建大一统宏图和巩固家天下专制局面的时代需要。北齐史家魏收充分领会司马迁思想精髓,在《魏书》首篇首句中将拓跋氏初祖认作黄帝之孙,又在《官氏志》中梳理出诸部落汉化姓氏,将黄帝推广成北朝各族共同祖先,从而体现出民族融合潮流,适应了中华文明升华趋势。又经过社会长期弘扬,黄帝历史形象终于发展成为受到海内外广泛认可的人文初祖形象,原因就在于凝聚中华民族的需要。     

炎帝出生地新说——炎帝故里在会同

炎帝又称炎帝神农氏,“三皇五帝”中的“三皇”之一、先于黄帝的中华民族又一始祖。由于炎帝生卒在五六千多年前的传说时代,没有文字记载,其生卒地的问题众说纷纭。近年来,对炎帝巡游南方积劳成疾,终寝湖南茶陵即现在的炎陵县(古茶陵包括炎陵)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但对其出生     

炎帝、黄帝与中国龙——兼谈中国龙的“龙德”与炎黄文化的和谐精神

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是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进程密切相关的。古史传说时代的“五帝”们,不但与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为华夏民族的形成与融合、发展做出了贡献。历史所形成的矢志不移地追求精神、诚信厚德、移风易俗和追求社会和谐的“龙德”,既是华夏民族的精神,也是炎黄文化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