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祸论”的形成根源及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在西方社会喧嚣一时。它的兴起,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历史的、文化的和社会现实的根源。它一方面反映了西方一些反华分子根深蒂固的种族、文化自大狂心理,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西方列强为宰割中国、攫取一己私利而相互挑拨离间的丑恶嘴脸。这一谬论,严重玷污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毒化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影响极其恶劣。     

"黄祸论"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真义

与“中国威胁论”相应的是在近代中国曾经流行一时的“黄祸论”,其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很深。历史的发展恰恰否定了“黄祸论”的结论;中国社会被拉进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中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精神来看,中国社会对此的最初反应是对“陈腐世界”的一种抗争;从传统的“天下观”和“朝贡”体制中挣脱出来,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觉醒和新的意识,这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意义,它是中国文化理解世界近代历史的开始,也是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大家庭时的历史根据。     

近代历史上的“黄祸论”与当今美国的“中国威胁论”

本文简要剖析了近代历史上的“黄祸论”及与其主导思想和认识方法一脉相承的当今美国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指出这两种论调只是西方一小撮反动侵略分子的蛊惑 ,遭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广大人民和一切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流 ,我们应当团结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 ,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抵制一切侵略战争和野蛮行径。     

《蝴蝶君》对华裔美国人刻板印象的体现和颠覆

西方人认为东方的男子不是凶狠的傅满洲便是懦弱的陈查理;东方的女子要么是恶魔般的龙女,要么则是乖巧的娃娃;蝴蝶象征着美好的爱情,而爱情的主角通常也是一男一女。黄哲伦通过《蝴蝶君》讲述的爱情故事对上述三类刻板印象进行了展现和颠覆,意在表明东方和西方只有沟通才能相互理解。     

孙中山驳斥"黄祸论"与邓小平批驳"中国威胁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分子炮制年所谓的"黄祸论",攻击中国.面对殖民主义的挑衅,孙中山撰写大量文章,从道义、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对它们的反动论调进行驳斥,不仅在当时收到良好效果,而且为邓小平批驳"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借鉴.     

孙中山对"黄祸论"的批判及其世界责任观

孙中山从"黄祸论"的实质、中华民族爱和平的天性、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等方面,对"黄祸论"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强调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只有中国的独立、统一和富强,世界和平才更有保障;必须发扬中华民族济弱扶倾、抵抗强权的传统美德,肩负起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     

“黄祸论”与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外交——以人种意识为视点

三国干涉与"黄祸论"曾一度加重了日本的人种意识忧虑。当日俄战争临近,面对再度喧嚣的"黄祸论",为避免引起列强的猜疑与干涉,日本极力在舆论和外交上消除"黄祸"的不利影响。但另一方面,像对俄军事活动中利用人种意识为其服务那样,继续通过宣扬"同种联合"论调对中国进行接近与渗透,无疑有利于其扩大和独霸在东亚的利益。日本这种针对东西方时呈现出的两面性人种意识,在随后的对外侵略扩张中多次体现,成为其战败前实用主义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国际关系视野下的“黄祸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黄祸论",实际上是列强为争夺世界霸权及瓜分中国而推行的一种"合纵联横"式的外交策略.列强鼓吹这一谬论的目的,或想缓解彼此关系,或想挑拨敌对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恶化敌对国国际环境.为此,列强在"妖魔化"中国为"黄祸"的同时,甚至也相互攻击对方为"黄祸".     

“黄祸论”：一个帝国主义的政治修辞

“黄祸论”是19～20世纪之交出现的帝国主义政治话语，是西方列强对自身基于强权得到的利益有可能丧失的恐惧的表征。本文梳理了这一政治话语的产生及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意味，考察了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在陈述“黄祸论”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逻辑，最后概观了中国舆论和知识人对“黄祸论”的批判，指出“黄祸论”不过是帝国主义之间博弈的修辞，与中国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