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与汤显祖的文体选择

汤显祖的思想相当驳杂,“道学”是最值得重视的因素。“道学”形而上的内在精神超越,赋予了汤氏独特的“思想者”气质,并进而影响他的文体选择。其古文理想和曲体价值观,均显示出重道德理性的传统“杂文学”观念在晚明时期的回潮。     

汉代黄老之学到老庄之学的演变

本文探索了西汉初年崇尚黄老之学的社会原因以及其“因循”与“无为”的具体内容，指出将黄老之学作为政治观念转移到老庄之学作为人生观念的变化过程，强调了东汉时期“独行”与“逸民”的风气对魏晋崇尚老庄的作用和影响。     

论宋代禁毁道学图书

宋代是我国禁书史上的重要时期 ,禁书类型多样 ,其中 ,道学图书之禁是能充分反映时代特征的重要禁书类型之一。宋代禁止道学图书主要在北宋末、南宋初和南宋后期三个时期。考察其背景、原因和始末 ,可以明显看出宋代禁道学书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 ,因党争而引起党禁 ,因党禁而引发书禁 ,禁书与禁学合而为一 ,这是宋代道学图书之禁最显著的特点。此外禁道学书与道学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影响也密切相关。不过就禁书的最终结果而言 ,禁书并未被彻底禁绝 ,但它确实对道学在宋代的发展和传播构成了重大的影响     

试论黄老、佛、玄三学的鼎立与交融及理学对武术气功发展的影响

文章在论述了儒、道、佛三学的鼎立与交融过程中所呈现的特征后指出,三学在发展中对武术、气功产生了或利或弊之影响.相较而言,儒、佛对其有一定积极意义,而道学则起到了主要是思想上的消极作用.文章还探讨了宋明理学的产生对武术、气功发展的影响,认为自新儒学产生以后,武术、气功向系统化、科学化、实用化迈出了一大步.     

王船山的《中庸》首章诠释及其思想

以《中庸》为个案 ,从宋明道学的视野来观察船山的《四书》诠释。可以认为 :船山读《中庸》说 ,其中以未发说和戒慎说为其核心。船山有关《中庸》的讲法 ,可以说是“接着”程朱讲的 ,但不是“照着”程朱讲的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朱学派 ,但受到程朱学派的较大影响。船山虽然并不承认自己为程朱学派的一员 ,但顺承程朱《中庸》解说的脉络 ,延续程朱《中庸》诠释的问题性 ,吸取程朱许多的理学观念和诠释学资源 ,同时又针对朱子本人及朱门后学的论点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船山的《中庸》解释是明清之际儒学经典诠释的一部分     

“神明”与“道法”——以《鹖冠子》为中心的考察

"道生法"是黄老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命题。《鹖冠子》将早期区别不明确的"道"与"一"更大程度地剥离,将其定义为一种"通物"的自然力量,作为自然法"序物"的先决条件,并通过"五正"的论述序列,为人间法制找到宇宙论层面的哲学依据。在《鹖冠子》中,"神"、"明"功能相近却有不同的作用范畴,《鹖冠子》对"神明"、"神"、"明"以及它们与"道法"之关系的论述,完善了以"道法"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体系并使其得以运作。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观念的汉代“黄老”展观——《淮南子》行政管理思想论纲

《淮南子》对国家治理中的行政管理问题极为重视,秉持黄老道家的立场和理念,形成了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总体上体现出无为而治的黄老道治理念及精神,其行政管理思想以道家为主,融合法家和儒家的“法度”、“仁义”思想,突显出兼用百家、一体多元的汉代黄老特色,代表了中国古代黄老道家认识的历史高峰,对现代国家治理的良好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韩非子“因情而治”的内在逻辑及黄老学渊源

韩非子的“人情”主要指人在处理人己物我关系时表现出的趋利避害的真实情态。其“因情而治”的治道设计有助于君主顺应并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行为趋向和心理定势,在掌控和控御臣民之“人情”共性的基础上,高效便捷地使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整齐划一,既可以克服君主德智不足的弊端,又能够实现以简驭繁的高效治理。“因情而治”的内在要求是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臣民各处其宜、皆用其能,在臣民各守其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中为国家贡献智慧和才干,君主则在臣民之具体作为中保持“无为”姿态。韩非子“因情而治”治道方略的理论渊源正在黄老那里,韩非子将黄老立足“天—地—人”宏大视野下展开的“因情而治”收缩至君臣关系的维度以佐助强力统治。     

论墨家政治思想对《淮南子》的历史影响

尊“禹”是《淮南子》与墨家政治思想的历史契合之处,但其具体内涵有同有异,深刻反映出《淮南子》对待墨家思想的复杂的政治态度.强烈的“求治”意识是《淮南子》与墨家思想的政治共识,在此基础上《淮南子》对墨家的基本政治主张有所反思和汲取.“圣王之治”是《淮南子》与墨家相同的政治理想,墨家蕴含“利民”思想的“圣王”现对《淮南子》影响深刻,成为后者“民本”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但《淮南子》并未完全认同与接受墨家的“圣王”观,而是站在黄老道家的根本立场,有所取舍和融会.     

战国秦汉时期“名”“法”对举思想现象研究

从战国中晩期到汉代初期,"名""法"并举的现象格外普遍,两者同样被视为现实政治中最高的、最为根本的因素,是统治者必不可少的两种统治手段。战国中晩期到汉初正是追求绝对君权的政治体制成长完善时期,为专制君主服务的带有普遍性、绝对性意义的法则、标准系统,是由"名""法"共同体现的,两者在性质上类似,在机能上有分工的不同,可以相互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