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刑法学视角浅谈网络谣言的治理问题

当前我国网络谣言犯罪刑法治理过程中存在着罪名配置不完善、"情节严重"界定标准不够合理、"公共秩序"界定不严格等问题。针对网络谣言犯罪的特点,建议采取一系列建设性的措施,以此来防止网络谣言犯罪的滋生、蔓延。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伴随互联网迅猛发展出现的网络帮助犯罪行为危害性日益凸显，为了规制网络犯罪帮助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设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当前，该罪在司法适用上呈现案件数量逐年递增、犯罪行为方式类型化、量刑差异较大、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性质认定不一的整体样态，该罪名的司法适用成为一大难题。对该罪名的适用，亟需从进一步研究该罪的性质以及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入手，为司法人员提供理论指导。     

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的现状、特点及原因初探

经过30余年的发展演变,我国的有组织犯罪已呈现企业化发展趋势。综合分析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的过程与表现,可以发现有如下主要特征:企业化转型主要表现为有组织犯罪的企业化和合法企业的有组织犯罪化两种模式;企业化的有组织犯罪在组织形式上表现为利用企业或商业组织进行犯罪;企业化的有组织犯罪外部控制能力更强,社会危害性更大;企业化的有组织犯罪行为更具掩饰性,查处难度增大。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犯罪市场化以及由此所必然导致的犯罪组织化是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我国转型期社会环境及制度缺陷是促成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的重要因素;与企业制度的高度相似性为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提供了前提条件。     

犯罪论体系定罪思维模式的诉讼考量——以三阶层式与四要件式犯罪论体系为考察对象

突破理论思辨的研究范式,将犯罪论体系的研究置于刑事诉讼实务中考察就会发现,由于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特点和任务的不同,具体的定罪思路也会存在较大差异。而无论是阶层式犯罪论体系还是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均只设定了一种较为固定的定罪思路,因此,难以完全与刑事诉讼中各个阶段的具体定罪思路相契合。相较而言,基于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平面整合式的特点,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与刑事诉讼中的定罪思路契合度更高。因此,从诉讼实务角度来看,四要件犯罪论体系更具合理性。     

论数字货币的私法性质——以日本Bitcoin.Cafe数字货币交易所破产案为中心

数字货币，是一种具有财产性价值属性的电磁记录型数据。数字货币在其依存的区块链体系中所彰显的与不特定者之间的支付对价性、与法定货币之间的互换性、使用电子信息处理系统进行转移的在线转移性等特点，得以从数据说的角度，将其作为一种数据性财产权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其私法性质进行讨论。有鉴于我国民法总则已将数据纳入保护客体的范畴，数字货币作为数据之一种，理应成为一种新型法律客体，在得到法律理论支撑的基础上获得保护。     

关于我国外资BOT特许权协议的几点法律思考

特许权协议作为BOT项目融资的基本法律协议,它规范政府与BOT项目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对项目的融资、建设、经营十分重要.文章探讨特许权协议的性质、对政府权力的规制,因履行协议所产生争议的解决方式及法律适用问题,这些问题是特许权协议所应当涵盖的基本法律问题.     

千古侠客 衣钵有传

仅从字面上来看，“黑客”一词挺酷，颇有些神秘、威武之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代武侠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些身穿夜行衣，飞檐走壁，武功高强，专闯深宅大院，杀富济贫的侠客义士。这些冷兵器时代的大侠们若是知道几百年后，他们的嫡系子孙——黑客只要一根电话线、一台电脑、一个模块，悠然坐在家中，一手握着鼠标，一手端着茶杯就能入白宫如无人之境，     

试论影视文化对青少年成长的负面效应及其对策

影视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是当代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影视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影响了当代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和道德观.要有效预防和控制当代青少年犯罪就必须消除影视文化的"负面效应".大力弘扬时代的主旋律,严格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科学制定<影视文化法>,积极加强影视文化的评论,努力形成"合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