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在超越之外：儒家内在超越论及其诱发结果

以内在超越确定儒家思想特质，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主张。这是力求在中西文化比较视角凸显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特质的一种进路。随着中国内在超越与西方外在超越说流行开来以后，人们发现中国也有外在超越论说，西方同样有内在超越言述。于是，内外在超越便不足以用来界定两种文化的特质。即便承诺内在超越的断言，那么需要看到它的双刃剑性质：它并不单纯凸显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优势，同时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阻断。儒家必须致力于实现三个突破，才能连接两个长期的阻断——神对人的规范与约束、物对人的独立与价值。由此，儒家及中国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失于现代首创的败绩，承诺高位政治规则和认知外部世界，逆袭上位，实现古今转变。     

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实证考察与治理路径

[提要]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从地方试点到全国推广，以特殊预防、社会控制和修复关系等理念为制度着眼点，蕴含着人文主义的善治观，可有针对性地矫治涉罪未成年人并回归社会，可有效控制涉罪未成年人的羁押率与重犯率。然而，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考察可窥见，司法实务中社区矫正存在着矫正主体不明与矫正举措单一，尚未形成有针对性的矫正项目与矫正组织，以及缺乏相应的惩罚性措施与配套性机制等问题。针对践行障碍，有必要走社区矫正的善治之路，明确矫正主体的权利义务，实现矫正内容的实质化，建构全面、科学、专业化的矫正项目和风险评估体系，设立递进式惩罚性措施以及完善基础性设施等，逐步实现社区矫正从“技术性改良”走向“制度性变革”。     

民族基础教育政策变迁历程、逻辑及展望

[提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民族基础教育政策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普及初等教育主导下构建民族基础教育管理体系（1949-1980年）、教育体制改革背景下健全民族基础教育补偿体系（1981-1991年）、以实现“两基”为前提构建民族基础教育法治体系（1992-2001年）、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主要方式构建道德教育体系（2002-2014年）、以特色发展为工作重点挖掘民族基础教育文化体系（2015年至今）五个阶段。呈现出从“补偿体系健全”到“文化体系挖掘”，坚持“优惠与特色”为主要特征的“政策—理念”演进逻辑；从“教育规律遵循”到“民族政策贯彻”，坚持“教育政策贯彻与民族政策宣传”并重的“政策—环境”演进逻辑；从“管理体系建构”到“法治体系完善”，坚持“政府主导，民众参与”为特点的“政策—行动”演进逻辑。面对新时代背景与发展机遇，民族基础教育政策要坚持特色发展，引导政策理念向“文化性与人本性”的回归；遵循政策规律，创设“教育规律与民族工作规律”共显的政策环境；坚持良法善治，采取“政府主导与民众参与”的政策行动，助推民族基础教育实现优质均衡发展。     

关于国有企业的非法人性─—兼谈《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与自负盈亏虽有联系，但二者所要求具备的权利条件并不相同。企业经营权是改革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提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不适宜。鉴别“法人”属性的根本标志是有限责任制，但国有企业却不能独立承担有限责任，其经济责任累及国家，由此得出我国国有企业的非法人性。     

论"权利人"假设

人性假设是管理理论的重要前提,每一次管理理论的突破,几乎都是基于一种新的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是基于人们的需要的不同的特征,即把人看成是需要人,其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也都是围绕着怎样满足人们的需要而进行的。因此,其管理是一种以人的需要为媒介的被动的、间接的管理。那么,在管理过程中,人是否只是需要人,是否只是为了需要的满足而工作呢?本文从这里出发,提出“权利人”假设,通过权利和义务把人和工作连接起来,使得在管理过程中,将间接诱至的管理转换为直接的尊重和满足,要求企业积极承担伦理责任,实施以人为本的伦理管理。     

从巴比特的人性沉浮看辛克菜·刘易斯的艺术成就

辛克莱·刘易斯在其代表作品《巴比特》中 ,继承了西方传统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精髓 ,对人性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作了深入的探索和挖掘。在巴比特身上 ,我们发现真真切切的人性沉浮。这正是刘易斯对 2 0世纪美国文学最杰出的贡献     

浅谈文学美育塑造人性的几点原因

文学美育影响人性塑造的原因大致有下列三点 :第一 ,文学形式美对人的性情的陶养 ;第二 ,文学形象对人的自我形象的认识和塑造 ;第三 ,文学情感对人生境界的开拓和提升。     

艺术2003年，中国当代艺术收获了什么？

2003年,中国当代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一些新现象,这与文化大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有不少艺术展览规模大、规格高,产生了较大的公众影响力,而且其展出方式本身,就体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成果和趋势。     

关于人性论的博弈分析

中国的人性论生发出的圣人治国,是对人性的否定,产生的是囚徒困境难题;西方的人性论产生的是法律治国,是对人性的肯定,破解了囚徒困境难题.从博弈论视角看,出现如此分野的原因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家们试图设计一种仅有帕累托最优均衡的制度,但因为没有从现实的人性出发,导致只能依靠人治维护表面的帕累托最优均衡,实际上存在的却是囚徒困境;西方社会的政治家们则以承认人性为前提,设计了一种帕累托次优均衡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