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江淮大水防疫机制探析

1931年江淮大水发生后,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水委”）与国家防疫机构合组灾区卫生防疫组。从医疗防疫资源的动员与整合、防疫布控格局的构建、医学与公共卫生管理的结合运用等方面,探索新的救灾防疫体制、机制建设,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     

评1931年江淮水灾救济中的美麦借款

1931年七八月间,长江、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水灾,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解决灾民口粮及实施工赈和农赈,向美国贷购小麦45万短吨。这批美麦运华以后成为救灾的主要资金来源和物资支持,在急赈、工赈和农赈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批美麦价格高、利息重、运费贵,加重了国民政府的债务负担,而且大量进口美麦,又导致中国粮价下跌,对中国农村经济的恢复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水灾与社会风险——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灾以其发灾快、历时长、灾域广、损失重、影响远等特点而难忘于人们的记忆,这场由洪水而带来的灾荒对灾区内外的社会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和冲击,从灾民流移、城市难民综合症、兵灾匪患、疾疫传播这几个角度来进行考察,结果发现,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局使得灾荒这样一种本来单一的突发事件,却因与时代环境纠葛在一起而变得错综复杂,时局弱化防灾与抗灾能力,天灾加剧社会动荡,秩序失控诱发更大的灾难,最终形成一条天灾人祸恶性循环的风险链。     

20世纪30年代苏联红军两次出兵新疆及其原因

20世纪30年代苏联两度大规模出兵新疆,帮助盛世才消灭了反政府的武装力量,巩固了其在新疆的统治。以此为契机,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大规模渗透新疆,并为此后更多地介入新疆事务创造了条件。评价苏联这两次出兵新疆的行动,必须将其放在当时苏联整体的国家对外战略的背景下来考虑,这是苏联企图在其周边建立亲苏缓冲地带、维护国家安全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的自律机制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在民国水患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灾害使人成熟,大灾往往促生新的救灾机制。在应对江淮水灾的过程中,以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为代表的官民合作型的救灾组织,通过社会文化资本双重考量下的用人制度、两套账务独立运营的经费开支制度以及威慑性的惩戒法规体系等措施,构建了内嵌于救灾组织治理结构之中的自律机制。     

1931年大水灾与政府的粮食调控政策

1931年江淮大水之后的粮食调控,彰显出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诸多要素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灾区粮价,中央政府则从源头和大局的角度对地方的粮食流通进行宏观调控,并对粮食的运输给予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最终,政府借助于行政和市场两只手,有效缓解了灾区粮荒,稳定了灾区的社会经济秩序。     

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东北乡村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评《近代中国东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31)》

王广义所著《近代中国东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31)》,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国东北乡村历史发展的经典之作。作者以乡村为视角,从东北乡村的区位结构、社区、居民、家庭、社会控制、生产生活方式、经济状况、社会问题等方面,全面、深入探讨了东北乡村发展的规律,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试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灾荒救济工作——以1931年水灾为中心的考察

1931年江淮地区普遍遭遇大水灾,致使城乡民众生活窘迫,农村经济更处于破产的边缘,进而加剧了革命危机。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救济工作,采取了施粥放粮、拨款救济、减免税收等一系列措施,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困难,并与国民党统治地区发生的严重灾荒形成了鲜明对照,从而进一步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扩大了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     

1931：政治文化视角下丁玲文学创作的转变

1931年频繁发生的政治事件给当时的左翼作家在政治情绪和政治心理上以巨大影响,并对他们创作的转变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丁玲从一个只关注自身心理和痛苦的个性解放者到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叙事视角由个人化的人物视角转向纯客观视角,描写对象由知识分子转向工农大众,个人话语逐渐为大众话语所代替,作家创作个性化特点逐渐为社会现实斗争的客观再现所代替。     

试析1931年江淮大水对苏省经济发展的影响

1931年江淮大水灾对江苏以及江淮流域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使得农村生产条件恶化,金融枯竭,土地撂荒;外贸逆差,国库外流,城镇工商业随之衰落;紧接着地方财政成为无源之水,值此窘况之下,各级地方政府为弥补财政短缺,想方设法开源节流,进一步恶化了灾民的生存条件,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