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破”及“立人”思想探析

＂立人＂是鲁迅一生战斗的主要目的,而＂破＂则是他＂立人＂的主要手段,其＂破＂多＂立＂少,＂破＂深＂立＂浅,巧于＂破＂而拙于＂立＂,这一切都跟鲁迅偏激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偏激,所以深刻,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破＂的层面上,鲁迅不愧为＂现代圣人＂与＂民族魂＂。     

1935-1936年:中国近代出版的高峰年代

中国近代出版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发展 ,到 2 0世纪的 30年代中期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峰。本文取宏观中的微观视野 ,对近代出版的这样一个历史的奇特现象进行探讨 ,着重从 30年代中期中国出版大格局多元性特点及其构成 ,以及出版物总量和品牌质量的结合上 ,对形成近代以来出版业高峰年代的标志和成因作了综合分析和量化分析。     

在回忆体验中塑造鲁迅 ——论《益世报》对逝后鲁迅的独特认知

鲁迅逝世以后，《益世报》充当了北方作家纪念鲁迅的重要场所，发表了大量的纪念文章及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分别从战士的鲁迅、非战士的鲁迅、值得捍卫的鲁迅几个角度对鲁迅展开认知，彼此连接，共同建构了一个完整的鲁迅形象。     

比兴设言，曲折遥深——论鲁迅杂文艺术的独特个性

鲁迅的杂文艺术具有独特的个性：散文诗体是其杂文体式系统的核心，比兴、象征是其基本的艺术运思与表现方式；文体上杂糅综合，设言造语上则富于曲折与奇智。     

1936年:有声片《新旧上海》读解——中国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后现存唯一的新市民电影

《新旧上海》是"明星"公司始终贯彻的新市民电影制作路线的结果,它在思想和艺术上不同以往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和突破时期的滋养和补给。新市民电影最大的收获就是以它一贯平和的方式、从市场卖点的角度吸纳和借鉴左翼电影元素并且世俗地表达,所以它更热衷和擅长展示与张扬温情的一面,最后的结局通常是皆大欢喜。新市民电影借助左翼电影的诸多元素进入1936年后,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左翼电影有深度但相对没趣味、新市民电影又单纯注重趣味却常常缺失思想的症结。     

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与1936年奥运会

1936年在德国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是与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紧密相连的.希特勒试图将这届奥运会变成炫示日尔曼种族优秀论的工具,因而竭力排斥犹太人参加;世界各界尤其是体育界为反对纳粹对犹太人的排斥,对柏林奥运会进行了抵制;国际体育界尤其是国际奥委会的压力,使希特勒不得不步步后退,采取措施减缓并暂时停止了对犹太人的迫害;犹太人的运动成就给予纳粹德国反犹政策的谬论以有力的回击.柏林奥运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纳粹德国反犹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纳粹德国更加疯狂地推行反犹政策埋下了伏笔.     

1936年安徽保甲户口数据的分析与修正

受当时的技术条件和人为因素限制,1936年安徽省保甲户口数据低于实际人口数。考虑到这一时段安徽人口生育率与死亡率概况、事件对人口的影响(即战争、灾荒、疾病等因素)、人口流动与迁移的情况、政区的变化等因素,可以用1928年至1936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来修正1936年的安徽人口数。     

1936年安徽保甲户口编查数据的考察

考察人口统计数据是历史人口研究的第一步。文章溯本清源,梳理了1936年安徽保甲户口编查数据的来源,考察了其质量,并利用历史人口学的方法对1936年安徽的人口数量进行了大概规模的复原。     

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艰难互动——解读1936年四川大灾荒背景下的刘蒋关系

1936年春夏迁延至1937年春的四川灾荒,由于川省地方政府未能对灾荒有一个精准的统计,使整个报灾和赈灾显得异常被动;同时由于川省政要的地方观念,外界对川灾知之甚少;且当时蒋刘之间的特殊关系,更使南京国民政府对川灾的勘察和赈济滞后,致使万千灾黎蒙受了巨痛。关于救济川灾一事,其表层反映的是报灾与救灾过程中刘湘与蒋介石之间的政治纠葛,实质上反映了特定时空中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艰难互动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