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媵制及其盛行原因

媵制指一个贵族男子娶妻 ,这个妻的侄、娣 (妹 )也随同她一同陪嫁 ,这侄娣随姑、姊同嫁一夫的婚俗 ,在春秋时期的诸侯和士大夫中相当盛行 ,对春秋时期的政治联盟、社会稳定和婚姻外交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制度的盛行 ,不仅与史前文化的遗存及西周春秋时期的宗法继承制有关 ,而且与春秋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有关     

论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觉醒

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觉醒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天人关系方面,人们更关注人间的利害,由人而天,不再盲从于天命鬼神;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人们不再受制于自己生活于其间的小圈子,家族束缚减弱,思想言论趋于自由和多样化,个人独立意识增强,人们开始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人性问题上,人们对自身的本质也进行了反省,开始关注人的价值。春秋时期人的精神觉醒有其内在与外在的历史条件。     

《汉宫秋》：在历史叙事上的创造与延伸

昭君故事的史传书写、民间传说和文人歌咏构成了昭君故事的“历史叙事”。马致远创作《汉宫秋》的时候,对“历史叙事”有吸收,有改造,作了大胆的超越。但他的超越不是随意的,而是从现实的时代要求出发,抓住古与今的契合点,使之既符合艺术规律,又实现借古讽今的目的,成为一部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悲剧。这一改编的成功给现今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和改编以很好的启示。     

晋文公灭国夺邑系年辑证——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晋灭国夺邑系年辑证之四

晋文公二年 (前 63 5年 ) ,晋侵伐、迁徙阳樊、原二国 ,取苏之温、州、陉、四邑 ,又取周之组、茅二邑 ;晋文公五年 (前 63 2年 ) ,取卫之五鹿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春秋时期郑、宋、卫世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时期，郑、宋、卫三国基本上是因循旧制，任用公族执政。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三国的世族政治亦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郑国世族形成较晚，“七穆”兴起后，郑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诸卿互相制衡、联合执政，使郑国国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权较强，政权下移较缓，君权在与卿权的斗争中稍占上风。直至春秋末期，宋国政权才完全落入“戴氏”的手中。卫国在春秋早期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公室内部争夺君位的斗争。春秋中叶，卫国的世族势力壮大，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春秋晚期，卫国君位争夺与君卿斗争互相交织，内乱频仍。南氏乘机崛起，并在战国时夺取了政权。尽管春秋时期郑、宋、卫的政治各具特色，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即经过公室与世族、世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列国最终均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     

从天命史观向社会进化史观的过渡--论清代学人为中国社会自我演变所做的史观准备

由“公羊学”所宣扬的天命史观,是将社会的变化视为天道运行“副本”的观念。它既宣扬“君权天授”,又承认“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认定社会在周期性的循环中发展。但在整个中世纪,“君权天授”的观念一直是维护家天下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前清”学者在批评天命史观时,将主宰人类命运主体的“天”置换为“社会”;到了清代中期,“常州”学人则注意到“天命”史学中所包含的变易思想;晚清之时,恰遇“千年未遇之变局”,康有为等一方面援引前清学者的社会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则直接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与西学相对接,于是,“通三统”、“张三世”、“《春秋》当新王”便被改造成社会进化论学说。     

论夜间搜查——从两则案例谈起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搜查的时间未作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夜间搜查频繁出现。夜间搜查很容易侵犯被搜查人和与其同住的人的隐私权和生活安宁权,给其造成伤害,司法实践中也确实发生了因夜间搜查而把人吓病的案例。因此,我国在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规定禁止夜间搜查。当然,在保护公民隐私权和生活安宁权的同时,也要兼顾打击犯罪的需要,法律可以设置一些禁止夜间搜查的例外。     

美国社会家庭婚姻之问题——析《这年的秋天》的叙事艺术

欧茨早期的代表作《这年的秋天》叙事艺术高超,展现了她对于美国现代家庭婚姻问题的思索。小说的叙事结构明显,欧茨从过去和现在两个层面综合展现了埃莉诺从年轻时到年老时完整的生活历程,使读者了解到一段婚外情对埃莉诺生活的影响,透过这些人物形象揭示出20世纪中后期美国社会存在的婚姻危机。     

春秋时代的“南冠”人格及影响

春秋时代,对于如何才能不朽,叔孙豹总结出了立德、立功、立言的观念,引起了后代士人的思考。相对于一些士人对不朽的追求,当时大多数士人更关注日常生活的威仪,士人言行举止既体现了礼乐修养,也预示着自己的命运。即使在战场上,士人依然讲究威仪道义等,射君子非礼成为当时战场上的一个独特景观。一些士人被俘以后,还能不卑不亢,威武不屈。后代士人每当被贬谪或称为囚徒,便吟咏起"三不朽"之外的"南冠"而自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