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发现机器的研究

本文阐述了科学发现的两个判据,在知识存贮有劣性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存贮不完全性原理,指出存在一类逻辑上具有非放大性,但认识论上具有放大性的演绎发现机器。在休谟问题逻辑学范围内不可解原理的基础上,论证了不存在通用的归纳发现机器,但建立局部合理的、有效的、完备的归纳发现机器是可行的。最后,本文描述了科学发现机器的结构,并在文献的基础上,描述了一种同时具有发生与评价功能的归纳发现机器并论证了它的合理性。     

“将青年导向德性”：培根青年教育思想新探

从16世纪末起,弗兰西斯·培根围绕“将青年导向德性”这一主题逐步阐发并不断丰富其青年教育思想。在发扬光大古希腊罗马人文主义思想传统的基础上,培根运用官能心理学的分析视角,将青年的道德教育转化为理性、想象、意志、情感和欲望等多种心理活动的互动过程,并把这一时期欧洲天主教耶稣会学院开展的集体教育视为青年教育的理想模式。在具体论述青年道德教育问题时,培根分析和界定了青年的心理与行为特征,详细阐释了“将青年导向德性”的多种教育途径和方法。系统梳理培根的青年教育思想,不仅有助于学界重新认识培根青年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和贡献,深化理解西方教育史上的青年教育问题,而且对当前我国加强对青年心理特征的认识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对青年的道德教育也不乏借鉴价值。     

论培根归纳逻辑

弗兰西斯·培根在对旧逻辑批判的基础上,创立了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归纳法--科学归纳法.培根归纳法的问世,创立了近代归纳逻辑的第一个形态.培根归纳法的特质包括其归纳法是一种排除归纳法,突出了分析方法,注重证据的质量,与实验自然科学的兴起相适应,其归纳方法论包含着某些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尽管,培根的归纳法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培根的归纳法在近现代归纳逻辑的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应当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式,对培根的归纳法进行认识和评价.     

评培根对亚里斯多德逻辑学理论的批判

由亚里斯多德所创立的逻辑学理论的确存在不少缺陷，这些缺陷不仅妨碍了逻辑学自身作用的发挥，而且制约了科学的进步。F     

弗·培根的“假象论”对后世哲学的影响

培根的“假象论”不但揭示了人的认识产生谬误的种神根源，更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理智可能具有的局限，引发了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对“假象”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本文即从培根对“四假象”的分析和批判入手。重点探讨了后世哲学家（波普尔、伽达默尔）对这一学说的解读、批判及其解决，以及这一学说与康德的先验幻相和当代语言分析哲学流派的相关性，以此彰显培根的“假象论”对后世哲学的影响及其意义。     

波普尔的“培根问题”及其解决

“培根问题”亦即“偏见”问题。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是继近代英国经验论者F 培根之后第一个对此问题作深入探讨的现代哲学家。他不仅首次将内涵于培根“假相说”中关于偏见与认识的可能性和客观性的关系问题称为“培根问题”,而且提出了与培根的解决方法不同的证伪主义的解决方法。波普尔对培根问题的重新发现及其解决,使“培根问题”得以深化,使西方知识论的研究得以拓展和丰富,但他并未能使这一问题得以真正解决。培根问题的解决任重而道远。     

哲人言辞中的城邦——卢梭与莫尔、培根的理想政制

西方思想史上提出理想政制设计的哲人不少,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至近代的莫尔、培根乃至卢梭,隐然有一条或明或暗的问题线索。身处18世纪启蒙大潮之中的卢梭,一方面承继了古典政治理念,与启蒙智识人阵营针锋相对;另一方面,他又悄然背离了古典哲人的政治教导,为启蒙时代的欧洲设计出与古典原则相异的理想政制,对这一古典原则的背离始于16世纪莫尔的《乌托邦》、17世纪培根的《新大西岛》,但尚有存续,及至卢梭,则彻底背离并推进了现代性的进程。解读卢梭思想的两面性以及他对启蒙复杂而暧昧的态度,正是研究者重新反思18世纪启蒙运动的最佳门径,由此进入西方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理想政制是否可能。     

水译《培根论说文集》的影响与特色

水天同翻译的《培根论说文集》问世半个世纪来，长印不衰，是诸多译本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之所以如此，是与译文的忠实可信分不开的。本文从译文学者式的严谨、完整、可靠、语言等方面，分析了该译本的特色     

知识权力与科学方法——兼论培根的科学哲学思想

培根的科学史地位与他的哲学史地位相比实存着显著方差,其“知识权力说”的断制和经验归纳科学方法的确切寓义与价值所指亦未被学界清晰细化过。我们的努力在于以培根所处时代的“文化生态”为衬托,通过对《工具论》等相关文本的深度解读,从知识与权力归于“一”、知识权力的历史依据、“德性力量”以及知识类别与权力效能等视角描画出“知识权力说”的思想原像,并就其“经验原则”与科学方法之真髓进行了新的提炼。     

“培根计划”的终结与社会技术创新

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创设的“培根计划”,经过400多年的历史发展,已经日益暴露其不合理性,它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以至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风险社会”或者“灾难社会”。反思几个世纪特别是20世纪以来自然科技理性的“两面性”,总结“培根计划”的是非功过,创新文化观念,进而为“社会技术”走向历史前台创造条件,已经成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