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周易正义》对王弼的超越

王弼是易学史上著名的义理派学者,虽然也不弃象,但理论上存在着欠缺。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在释大衍义和诠释乾坤二元方面对王弼进行了提升,并对王弼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进行了改造,弥补了王弼忽视象数的偏向,对宋代象数派和义理派的融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文化视角深窥人性异化——论毕飞宇小说的文化批判

青年作家毕飞宇从文化角度深窥人性的异化。文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却凝结成无法抗拒的生活方式,制约着人的社会属性和动物属性。文化的人走到了人的反面。毕飞宇通过小说形式表现文化强大的异化力量,对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     

当代孟姜女故事的人性主题

以苏童《碧奴》为代表的当代重写“孟姜女”故事的小说群,通过对女主人公真善美的形象与文中人物丑恶的众生相比较,折射出当代社会人性淡漠的现象,从文化的角度叩问人类的灵魂,探究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孟姜女”故事在作家笔下一次次获得了新生.新时期的“孟姜女”再次向世人昭示着真善美的人性与价值观,召唤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新时代人类心灵的反省.     

论王弼《老子注》的形成与玄学背景下的道儒融通

王弼的《老子注》形成于汉魏之际,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学术转向时期。结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王弼在《老子注》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崇本息末的观念和名教本于自然的基本原理,并以此为基础对道儒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这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汉魏之际道儒融通的时代课题,而且对于推动《老子》解释学和中国道学史研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垓下聚遗址当在濠城东北二十余里处

《史记》本纪与世家记载的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最后决战发生在垓下毋庸置疑。两汉人士也从无疑义。《汉书.地理志》及汉魏旧注均认定垓下乃沛郡国下属的聚邑,与陈郡无涉。《史记正义》所主垓下＂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说＂无文献根据,且自相矛盾,不可采信。从《汉书.地理志》本注体例可知垓下聚与城属于不同层级,决非同地。近年安徽固镇县濠城镇北＂霸王城＂（原名圩里村）考古发掘成果,证实此处为＂大汶口文化最早的遗址＂,亦为秦汉城遗址,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但认定即垓下聚遗址,既与汉魏权威文献违戾,亦有移花接木之嫌,恐难以成立。据唐《元和郡县志》及宋《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垓下聚遗址应在濠城镇东北二十余里处探寻。     

董必武法制思想探略

董必武在新中国建立初期 ,重视法制建设 ,强调司法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 ;强调加强立法工作 ,严格执行法律 ;要求广大人民群众模范遵守法律 ;关心司法队伍的建设 ;阐明了党与法、党与政的关系     

论刘勰的比兴观

刘勰的《文心雕龙》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共中,《比兴》篇从文学创作的角度,重新为比兴下了定义,划分了比兴的种类并论述了其特征;从创作论的角度认定了比兴发生的时代变化。他的文学观,贵在反对当时文坛上的浮靡文风,其比兴说与前人相比有了质的超越,暗含了时代文化进步的核心意义。     

唐代御史厅壁记写作的文学与文献学价值——以李华､柳宗元厅壁记写作为例

“厅壁记”是镌刻在古代衙门的墙壁上,记述历代职官沿革、制度得失、官员迁转等,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一种文体.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重视“法”的作用,有些甚至上升为国家意志,与粉饰太平的馆阁文学大不相同,是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1)李华、柳宗元的诸多厅壁记均用散体文写就,简洁真切,议论精警,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2)唐代御史在厅壁记创作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语言辛辣,发人深思.唐代御史厅壁记的文献学价值表现在:一是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促进唐史研究的深入;二是有助于对唐代文学发生背景的了解.唐代御史厅壁记因观览人数较多,其公众宣传、社会传播、舆论导向之作用亦不可忽视.     

《醒世姻缘传》人名臆解

《醒世姻缘传》通过谐音、照应、拆字、用典、白描等方法给人物命名，利用人名寄托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品格、职业和在故事中的功能的评价和暗示。这些人名具有强烈的诙谐感和反讽效果，体现了作者对世道人心的评价。通过谐音法还可推测作者“西周生”可能是“戏诌生”、“戏众生”或者“戏诸生”的谐音，而“环碧主人”可能是“幻笔主人”的谐音。     

论"辟"的音义

利用古代字书及《经典释文》等注音材料,初步全面整理出古代读音最多的字之一"辟"的各种读音及其负载的词义,认为这些音义大都来自上古。本项研究对古书的阅读、整理,对字典、辞书的修订以及汉语史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