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敷夸夫中的误注

半个世纪以来,各种选本及大学、中学教材,对罗敷夸夫的几处注释,不够严肃,忽略、歪曲了罗敷的原意,贬损了罗敷夸夫的美学内涵.从罗敷的感情流动和具体的语言环境着眼,本文对罗敷夸夫中的几处误注,作了辨析.对几部大型工具书的注释,本文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明伦大典》的编纂始末

文章详细介绍了嘉靖《明伦大典》的编纂过程,该书由《大礼奏议》到《明伦大典》最后成书,历时四年,几易其稿,经数人之手,是嘉靖时期的一部重要的史料,对大礼议及嘉靖政治研究有重大意义。笔者通过分析该书的编纂原因、编纂过程以及内容上前后数稿的异同,深入发掘了该书的重要意义与史料价值。     

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奥巴马主义”探析

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政策措施彰显"奥巴马主义",即军事上谨慎用兵,避免直接地面占领或卷入一场针对伊斯兰国家的新战争,而是通过武装反对派推行"阿拉伯人打阿拉伯人",减少人道主义干预的成本;政治上运用所谓美国的"巧实力",让欧洲大国和阿拉伯盟友提出议程设置,充当"急先锋",美国在背后"掌舵",以最廉价的方式延续美国在中东的领导地位;外交上通过议题设置,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服务于美国政府;经济上运用援助和制裁两手政策来实现政治目标;文化上利用媒体、非政府组织和网络,开展民间外交和网络外交。奥巴马政府试图综合运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手段,推动中东反美国家的政权更迭,维护亲美国家的政局稳定。研究表明,无论是主张依靠硬实力的"布什主义",还是主张依靠巧实力的"奥巴马主义",其在中东维持美国领导地位的战略目标,却是一致的。     

秦"大梓牛神"传说及其巫文化气质

从战国时代的《秦记》到六朝志怪文本,秦"大梓牛神"传说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古典文献对这种栖身于树的森林精灵及其灵验的类似记载,曾经形成一种特定的叙述模式或文化母题,它在人类学的视野观照下,彰显出巫文化在不同时代和民族原始遗留的世界普遍性。就其本事来考察,秦王砍伐大梓树的集体行为,实际上是古代社会结合巫舞而演示的一场较为正规性的巫术驱邪活动。     

朝鲜王朝大射礼研究——以《大射礼仪轨》为中心

以记录朝鲜时代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筹备、施行过程的《大射礼仪轨》为中心,采用文献资料法,在介绍大射礼在朝鲜半岛传播及与施行情况的同时,对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的历史背景、礼器用具、仪轨构成等进行展析,力图再现朝鲜时代大射礼的基本样相,为大射礼的发展与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参考。     

大数据研究经典的研读与批判—读维克托·迈尔 舍恩佰格《大数据时代》有感

作者在研读维克托·迈尔-舍恩佰格《大数据时代》后,对舍恩佰格的三个主要观点展开讨论并提出质疑,认为随机样本和全体数据同样需要,精确性和混杂性各有所用,相关关系离不开因果关系.文章还介绍了国外学者关于大数据伦理的讨论.     

“两伊问题”困扰中的美国海湾战略选择

伊战后,美国的海湾战略屡屡受挫,在中东面临危机多元化和扩散化的严重挑战。在伊拉克陷阱和伊朗核问题的双重困扰下,小布什政府及其后任可能的战略选择包括坚持原有“主导和预防行动”、采取“崩溃预防型”、恢复“稳定、威慑和遏制”、考虑“合作型秩序”等。但除非美国放弃独家主导海湾的霸权战略并调整其战略目标,否则难以在“支配”海湾地区和摆脱困境之间找到两全出路。     

应用白纸测图技术测绘大比例尺草地群落分布图的探讨

在牧区生产方面 ,大比例尺草地植被分布图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资料 ,对于划区轮牧、草场轮刈以及草地权属落实等都是最基础的档案 ,然而大比例尺植被图 ( 1:50 0 0 )的测绘却很少有人探讨 ,本文从生产发展需要出发 ,试用测绘学方法白纸测图技术 ,进行 1:50 0 0植物群落分布图的测绘研究 ,此方法可以概括为草群分类、样地选择、界线勾绘、建立控制网、样地扩展、分板实测、联绘成图等步骤     

大数据背景下网络调查样本的建模推断问题研究——以广义Boosted模型的倾向得分推断为例

随着大数据和网络的不断发展,网络调查越来越广泛,大部分网络调查样本属于非概率样本,难以采用传统的抽样推断理论进行推断,如何解决网络调查样本的推断问题是大数据背景下网络调查发展的迫切需求。本文首次从建模的角度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基本思路：一是入样概率的建模推断,可以考虑构建基于机器学习与变量选择的倾向得分模型来估计入样概率推断总体;二是目标变量的建模推断,可以考虑直接对目标变量建立参数、非参数或半参数超总体模型进行估计;三是入样概率与目标变量的双重建模推断,可以考虑进行倾向得分模型与超总体模型的加权估计与混合推断。最后,以基于广义Boosted模型的入样概率建模推断为例演示了具体解决方法。     

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的因果关系——基于收敛交叉映射技术的经验研究

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是制约现代城市发展的两大顽疾,准确识别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之间的交互影响,有助于城市管理者重新审视现行治堵与治霾政策的合理性。本文借助大数据平台采集了我国99个城市的高德拥堵延迟指数（CDI）、空气质量指数（AQI）及六种分项空气污染物浓度日报数据,首次采用收敛交叉映射（CCM）方法实证考察了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CDI与AQI以及CDI与分项污染物组成的动态系统均呈现明显的非线性与弱耦合特征。基于CCM检验结果,大多数城市的CDI与AQI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从分项空气污染物的角度,大多数城市的CDI与主要空气污染物之间不存在显著因果关系,但与次要空气污染物之间却存在显著的单向或双向因果关系。上述结果表明,尽管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之间有一定关联,但在因果关系上现有的经验证据并不支持两者相互影响,治堵和治霾不能“一箭双雕”而必须“双管齐下”。本文的研究在经验上丰富了关于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交互影响的讨论,对城市管理者更加谨慎与合理地制定治堵政策与治霾政策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