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试论史学界的“炒古”现象——从《华夏探源》说起

史学研究的目的是探究历史的真面目,而不是为了世俗名利。近年来,中华民族的源头问题是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许多学者进行了艰苦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果。然而,有人盲目信古、复古,发表没有科学根据的言论,再加上媒体盲目的炒作,使史学研究走入歧途。《华夏探源》一书提出了许多令人费解的所谓“新观点”,出现了很多常识性的错误,但还能顺利出版,并得到媒体的大力推荐,这是作为“史学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缺乏史德、盲目“炒古”的表现。为了制止“炒古”现象,使史学研究走向正轨,需要国家、史学研究者和新闻工作者共同努力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语势与取势:庞德《代马不思越》译诗研究

庞德<代马不思越>译诗以语势为尚,在音象、义象、形象上取势:在音象上,译诗注重音韵,头韵、元韵丰富;较多运用双元音、长元音,节奏平稳而舒缓;大量使用流音/l/、鼻音/m/、/n/及摩擦音/s/、/z/、/f/、/v/以烘托凄凉气氛;注重节奏,注重节奏的重复与平衡.在义象上,庞德对不同的诗句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有时发挥译者主体性,改译原诗句;有时极大地忠实于费氏笔记,进行逐字式直译.在形象上,庞德创造性翻译意象,实验意象并置手法.     

苏轼想象的颠覆——从林语堂、余秋雨到胡兰成

林语堂、余秋雨、胡兰成的苏轼想象各个不同。林、余二人的苏轼建构看似相异,却都是以戏剧化的方式想象苏轼,袭用旧观点,更落了传统思维的窠臼。相较之下,胡兰成的苏轼解读则颇为独特。他打破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思维定势,有着自己的思维特质和视角,以此为起点,我们得以走近胡兰成。     

庞德译作《华夏集》研究中的“东方主义”视角述评

摘要：早在东方主义概念提出之前,关于如何评价庞德《华夏集》与中国诗歌本来面目的关系,艾略特就做出过评价,该评价与半个世纪后的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不谋而合,认为《华夏集》并非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集,与中国没什么关系。中国学者钱兆明对这种观点不满提出了东方主义新韵内涵,认为中国不是一个等待被发现的他者而是对20世纪的英美文学现代主义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东方主义的概念的运用的确应有诸多的限制条件,否则就变成了生搬硬套欲加之罪。庞德本身是东西方文化相遇的典型范例,对他的评价不可将东方主义概念简单加以套用,更不能据此抹杀他在中美文化交流中的伟大作用。     

现代主义诗歌技法的萌芽——庞德《华夏集》对美国诗歌的创新

本着“日日新”的创新诗学,庞德在《华夏集》的翻译中创造性地使用了特殊留空与特殊空行等诗歌印刷版式,同时首次使用了“首语重复结构”等现代主义诗歌技法,极大丰富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技法,实现了对美国诗歌写作技法的创新,引发了轰轰烈烈的自由诗运动,对后世的诗人与译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音象·形象·义象--庞德语势翻译理论之个案研究:庞德《青青河畔草》译诗

以庞德音象、形象、义象理论为依据,结合《青青河畔草》中文原诗及费诺罗萨笔记逐句分析庞德《神州集》之《青青河畔草》译诗,可见庞德《青青河畔草》译诗以语势为尚的翻译特点:1.讲究音韵,以元韵为主,通过音韵取势;2.讲究节奏,以单音节词为主,节奏随情感而变,通过节奏取势;3.捕捉意象,以整体美学效果为尚,通过漩涡取势;4.增加动词,变静态意象为动态意象,通过动态意象取势;5.讲究变化,词语位置变动不居,通过词语的位移取势;6.注重意境,追求原诗整体美学效果,通过隐含意义取势。     

庞德的用心--从目的论的角度看庞德的译作《华夏》

庞德的译作<华夏>,备受西方学者的推崇和读者的赞赏,却颇受中国学者的非议.从目的论的角度重新审视其译作,追溯庞德翻译时的思维过程,给予其译作一个客观的评价.     

庞德的《神州集》与中国古典诗歌现代化

庞德早期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主要见于他1915年翻译出版的《神州集》里。《神州集》收录的18首汉语诗歌英译文译自19首中国古典诗歌。庞德主要以他提倡的英语现代诗歌的散文价值作为翻译的参考标准,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了现代化,使中国古典诗歌以现代英语自由诗的形式进入英美文学界,并大放异彩。     

论《神州集》中的李白因素和庞德因素——兼论诗歌意象与诗歌形式的翻译

《神州集》之中所体现的诗歌意境(意象)属于李白等中国诗人,而诗歌形式则属于庞德本人的创造,因此,《神州集》的成功得益于李白因素和庞德因素的共同作用。中英诗歌互译时,诗歌意境(意象)的可译性较强,而句法和形式的可译性很差。过于夸大《神州集》中的个别有意或者无意的"误译",从而否定《神州集》的翻译性质,无疑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