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封禅:儒学正统化大典

汉武时代,形势需要有一种主导性的价值观念来强化皇权、开拓大一统帝国和维护社会秩序,儒学思想应运登上政治舞台。在儒学思想诠释与演绎下,封禅仪式程序不仅成为改德改制、大一统宗教礼仪和皇权至上与“奉天承运”的标志,而且也是宣告儒学正统化、制度化的典礼。     

徐闻县前山镇元宵节游神仪式的文化考察

古代每逢元宵节，徐闻名地都要举行游神盛典。时至今日，这个古老的传统仍被前山镇完整地保留着。前山镇游神活动包括筹备、游神和结束三个阶段，游神阶段又具体包括请神、会神、游神、饮茶、念谟和送神等6个仪式环节，过程完整，仪式庄重、古朴，具有深厚的化蕴含。     

蒙古——突厥史诗英雄与骏马同时诞生母题的比较研究

蒙古—突厥史诗中的英雄及其骏马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蒙古—突厥史诗中英雄及其骏马同时诞生母题与英雄的骏马将自己的主人拖出地面的再生母题之间的结构关系。蒙古—突厥史诗中英雄被敌人抛入地下之后英雄的骏马用尾巴把主人从地下拖出地面的母题与英雄的骏马先于英雄的诞生而出生的特异诞生母题之间在结构上存在着一种置换关系。两者都是英雄的诞生仪式。     

朝鲜王朝大射礼研究——以《大射礼仪轨》为中心

以记录朝鲜时代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筹备、施行过程的《大射礼仪轨》为中心,采用文献资料法,在介绍大射礼在朝鲜半岛传播及与施行情况的同时,对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的历史背景、礼器用具、仪轨构成等进行展析,力图再现朝鲜时代大射礼的基本样相,为大射礼的发展与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参考。     

中心的消解:一个华北乡村庙会中的平权与等级

庙会体现的是对乡村神祗权威的建构,也隐含一种消解中心的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体现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庙会表演,另一方面也体现于庙会组织本身,即庙会组织提倡在轮值的所有会头之间维系一种平等以及责任分担的原则。对等级的消解从日常生活中生发出来,在庙会仪式生活中这种等级似乎又得到重新建构,但这实际还是一种消解和否定,通过欢快的表演而得以实现。同时,一种新的平等状态会通过这种内隐的消去等级结构的去结构化倾向而获得。     

蒙古-突厥史诗英雄与骏马同时诞生母题的比较研究

蒙古-突厥史诗中的英雄及其骏马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蒙古-突厥史诗中英雄及其骏马同时诞生母题与英雄的骏马将自己的主人拖出地面的再生母题之间的结构关系.蒙古-突厥史诗中英雄被敌人抛入地下之后英雄的骏马用尾巴把主人从地下拖出地面的母题与英雄的骏马先于英雄的诞生而出生的特异诞生母题之间在结构上存在着一种置换关系.两者都是英雄的诞生仪式.     

义和团首领的戏衣

早期义和团的首领多为流民、出家人、巫师和江湖艺人,这些人本身有表演潜质或程度不等地受到过表演训练,具有在公共空间施展表演才能的本领,其中很多首领为戏迷。戏衣具有划分行当的角色定位和身份归属意味,流播于社会则兼具象征性和符号性社会功能,还有公共空间内特殊的仪式性功用,尤其是武戏的戏衣,对以尚武为天职的团民及其领袖来说,无疑是超凡武力的寄托物。义和团的法衣、旗帜同样具有模仿戏曲旗号、服饰的倾向。武戏戏衣对义和团民众的尚武行为及其首领的权力幻想产生过影响力。     

人类学仪式理论视角下文化产业“神圣游程”体验模式

文化产业是对现代性的"好恶交织"。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与文化产业之间进行"逃离—回归"的往返循环,相应地产生"世俗—神圣—世俗"的转换体验。该过程可表示为文化产业的"神圣游程"体验模式,由分离、阈限、聚合三个阶段构成。该模式与旅游"神圣游程"体验模式在异质性体验和人际互动方面存在明显区别,但本质上同为"体验差异"的现代性生存哲学的体现。     

仪式与“罪证”:1914年袁世凯的祭天典礼

1914年12月,北京天坛上演了袁世凯主祭的祭天典礼.这一典礼极力模仿传统帝王祭天的礼仪与服饰,其虽一度得到了孔教会、清朝遗老的支持,却在社会上激发了以“民主”为旗帜的广泛的质疑与批判,进而被坐实为袁氏预谋复辟帝制的“罪证”.事实上,该典礼是袁世凯重塑权威的仪式表演,也是“袁家班”和各种旧势力合谋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图体现,但并不是袁氏复辟帝制的预设步骤.     

仪式婚的若干法律问题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立法一举废除了仪式婚,改采登记婚。但由于民间传统习俗的影响和一些人法制观念淡薄等原因,仪式婚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仪式婚的形成与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因素,因此,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待仪式婚效力的态度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但在目前形势下,对仪式婚进行法律保护仍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其合理方法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婚姻法律制度,即在某种情况下将仪式婚纳入法律轨道,实行婚姻法上的"一法二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