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朴隐情韵,天然寓奥义——朗费罗与孟浩然自然景物诗比较

本文从美学角度比较分析了美国“新英格兰诗人”亨利·朗费罗与中国唐代隐逸诗人孟浩然的几首自然景物诗 ,旨在解读他们相似的审美情趣和东西美学相通之处。文章指出两位诗人的表层景物描绘下皆隐藏了深沉的价值关怀 ,体现了本然生命与自然生命的相互渗透侵袭 ;传达了他们对人世的顿悟以及对超越时空的生命意识的终极探寻。此外 ,由于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经历了不同的生活道路 ,两人对自然的表现方式亦各有特色。     

明代金湜、张珹出使朝鲜与《甲申皇华集》述论

天顺八年，金湜、张城作为正、副使赴朝鲜颁明宪宗登极诏。在朝鲜期间，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艺，与朝鲜文臣赓酬唱和，留下了许多诗文。朝鲜为了表示事大之诚，更为了显示本国的文雅之关，将这些诗文辑录刻印，即《甲中皇华集》。学界关于这一问题，尚未展开探讨，文章探讨了《甲中皇华集》的成因，内容方面的特色及双方唱和的竞争意识、使臣形象的差异问题，以求对研究中朝文学关系有所裨益。     

平生重交结,为多山水乐 --孟浩然的自我审视与人格追求

历来人们大多认为孟浩然的归隐源于仕途上的挫折和政治的毫无出路,这一看法有些一厢情愿,忽略了对孟浩然自身兴趣的关注.虽然有关孟浩然的史料相当稀少,但从现存他的诗歌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他对山水的爱好是由衷的.这决定了他交游的对象、他诗歌创作的题材和艺术风格.     

西安平考

西安平是汉代设置在辽东郡的重要县级政权。治所长期以来被认为在今辽宁东部的丹东市附近,《汉书》的注释、《辞海》、《辽宁通史》、《中国历史地图集》等著述,均将鸭绿江口的汉代安平口误作西安平县。现考,汉代的西安平,置于今辽宁西部的阜新市彰武县西北部的四堡子乡小南洼一带。西安平县统辖的区域曾扩展至今内蒙赤峰,通辽的部分地区。王莽时期,改称北安平。辽朝在西安平故地建豪州。西安平是辽东郡在辽西地区的重要门户和北方游牧民族进入辽东的主要通道。     

沈从文创作心理三部曲

沈从文家世的衰落和在社会(主要是在北京)遭到的拒绝使他产生了自卑心理,在摆脱自卑的重负和与城市搏斗的过程中,他形成了“乡下人”的审美立场,构建了城乡异趣的文学世界,从而使自己获得了自尊,达到了生命中的“高峰体验”,进而达到超越自卑的境界,成了“自我实现的人”。在心理的迁移过程中,沈从文的创作呈现了三部曲:感伤/回忆—嘲讽/抒情—白描/写实。在此基础上,《边城》意蕴、《长河》残卷也有了新的阐释。     

孙皓时期皇权的强化及其与儒学朝臣冲突的加剧——孙吴后期政治史研究之二

252年孙权去世,孙吴皇权一度旁落。孙皓继位后,清除权臣,政由己出,一度整肃朝政,颇得赞誉。不过,作为孙吴末代专制君主,孙皓地位稳固后,努力强化皇权,主要表现为重用佞幸小人,加强对儒学朝臣的监察,迁徙都城,甚至无端地兴师北伐以搏取声望。在生活上,孙皓则荒淫奢靡,并无稳定社会、增强国力、体恤百姓的愿望与举措,引起了儒学士大夫的激烈抗争。对士大夫社会的清议之士,孙皓多有杀戮之举。士大夫社会的疏离,动摇了孙吴统治的基础。     

红杏出墙新解——谈《犬奸》、《贾儿》、《成仙》

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聊斋志异》的《犬奸》、《贾儿》、《成仙》三篇小说进行了再次解读,特别对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红杏出墙"的女人的处理方式进行了重新阐释和分析,进而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     

桐城文派"中兴"的一场大气磅礴的"宣言"--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析论

曾国藩千字文使日趋衰弱的桐城派回光返照,并由此“中兴”,而名声大振。行文表达创建湘乡派的“心声”,企图重振桐城文雄风。顺应时代剧变的需要,提出“文章与世变相因”文学理论,注入“经国济民”现实内容,以桐城文章来倡导洋务,铸就湘乡派卫道成仁的军魂,使文学发挥其社会功能。全文颇得桐城派作文之精髓,亦体现曾氏为文“气盛”的文章风格。     

体验的诗学:论顾城诗歌中的“自我”观念

个体体验属于个人独特而不可复制的经历,不同的体验会带来不同的社会认知,也会带来不同的人生思考,而顾城自小而大的独特成长和经历则促使其不断地追寻自我。从幼时开始思索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渴望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而成长环境的变化以及时代与社会氛围的影响,让顾城逐渐在生成文化自我的同时走向了一个反文化的自我,抗拒社会文化对自己思维的统治,在反叛中执着地追寻着自我。出国后的异域体验,让他在多元文化的映照下重新进行自我的定位,在东西方文化中重新审视自我,体味生死,追寻终极的自我,最终形成自我的消解。顾城自我观念的生成与流变,既是时代与社会变动中独异的文化样本与标志,也是一个个体努力寻找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终极探索。     

读《永生医院》，想象“永生”——从“写什么”说到“生生”

文章以郝景芳在《永生医院》中遭遇到的"永生"问题为切入点,在中西方生命哲学的大背景下,对当代科技手段制造出来的"新人"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和个体生命的意义危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作者从中国传统的"生生"哲学出发,深入剖析了以技艺人的工作经验为基础的古希腊"制造"哲学借助于当代科技手段造成的生命哲学危机,指出"永生"不是生命的最高目标,唯有在变动不息的"生生"之中,才有生命的真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