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抽象王国到现实世界--读《费尔巴哈论》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从历史观的高度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它的直接理论来源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一联系的实质是从抽象王国走向现实世界。因此 ,从抽象王国到现实世界是《费尔巴哈论》一书的真正主题。     

虢国车马坑葬初探

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车马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西周春秋时期规模较大、等级齐全、排列有序的贵族墓祔葬车马坑。虢国车马坑葬继承和沿用商周车马殉葬制，又适应和迎合社会进步及变革需要，对车马坑的殉葬内容和形式进行变通与革新，摒弃车葬坑和同穴葬，整车葬成为主流形式，并盛行车马葬和异穴葬，车马排列有序，殉葬性质更加明确，是象征性、明器化殉葬的滥觞，殉人制消失，显示出传统车马坑葬制开始出现瓦解的苗头。大量车马坑葬在虢国墓地出现，反映了虢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崇勇尚武世风，更反映了车马坑主人的身份等级，它与列鼎制紧密配合，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论大理洞经文化的特点及社会功能

洞经音乐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源远流长,它是道、佛、儒、唐宋词牌和民间小调的集合体,是以道教思想为基础发展演变而成的音乐社团和民俗文化,有大理地域文化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结晶。洞经文化具有积淀历史文化、凝聚民众社团、陶冶民众道德情操的功能。目前应当抓好对洞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的课题。     

论大理政权的军帅制——再论大理政权的性质

大理政权的基本军政制度是军政合一的军帅制。军帅制不同于自秦汉以来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帝制。封建君主帝制是中国封建社会贵族地主阶级实行专制统治的政治制度。军帅制则是农民起义军在农民战争中组织和领导农民起义军与封建专制帝制斗争的政体。大理政权的最高统帅总统兵马大元帅,不是一家一姓世袭的皇权的承袭者,而是在反清农民战争中,由各路起义军首领推举,拜帅任职,执掌大理政权最高权力。大理政权帅府采取合议制。帅府是大理政权的最高权力机构,主管大理政权军政事务。     

盘古国文化遗迹的实证考察——盘古神话来源问题研究之四

南朝梁人任昉《述异记》记载:“古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今南海盘古氏墓,亘三百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祠,今人祝祀;南海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为姓。”长期以来,对于任这一地理方位清楚、地点明确、内容翔实的记载,被一些神话研究者视为“伪作”而忽略不论或避而不谈。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在《述异记》中所记载的桂林郡及盘古国故地——来宾市及其相邻地区发现有大量的盘古庙,当地壮族民间至今仍流行对于盘古的信仰与祭祀之俗,保留有许多盘古地名和“以盘古为姓”的居民,印证了任昉《述异记》记载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进而实证了珠江流域是盘古神话的发源地,珠江流域原住民族——壮侗语民族是盘古神话的始创民族。     

滇西北民居客栈游客满意度研究——以丽江古城、大理古城和香格里拉古城为例

以丽江古城、大理古城和香格里拉古城的民居客栈的发展为例,从古城环境、住宿、交通、餐饮、娱乐、购物几方面进行了游客满意度的对比分析,针对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改善交通条件、提升服务质量、提供特色餐饮、三地协同发展等建议。     

杨一清与大礼议

大礼议可分别以"左顺门事件"的爆发和<明伦大典>的颁布为断限标志,分成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杨一清在议礼之初以在野元老的身份对"议礼派"观点给予重要的舆论支持,也为自己起复、入阁奠定了基础.身为内阁首辅,他广泛参与对大礼后续工作的处理,尽力维持文官集团的和睦,规诫世宗君臣进一步打击"护礼派"的极端行为.不能轻易断言张璁等人的做法代表"革新",而杨一清的努力是"因循守旧".     

车鼻施的崛兴

本文就其名不显的车鼻施部名展开讨论，探求其渊源由来与发展线索，通过史料认定其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白先勇小说同性恋者的悲剧命运探微

白先勇的小说脍炙人口,其中不乏以同性恋为题材的小说。1988年,白先勇公开了自己的性取向。因此,从白先勇的小说看同性恋的世界,不再是雾里看花。白先勇以他独特的小说技巧描述同性恋者的悲剧命运。同性恋者的命运是充满悲剧的,同性恋者一生被流在血液里的生理欲望孽魔纠缠。年轻俊美时,尚能容易满足生理欲望孽魔的需要;随着时光流逝,年岁增长,面容逐渐衰老,再也无法轻易满足生理欲望孽魔的需要。为此,老同性恋者得奔波劳碌、伺机寻找可以满足他们生理欲望孽魔需要的青春鸟,不少的同性恋者也因着得了爱滋病而离开世界。同性恋者一生的命运是悲哀的,白先勇悲天悯人的情怀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了同性恋者的世界和他们黑暗的国度。     

大理国的乌蛮

从人口数量和分布区域看,乌蛮是大理国的主体民族,在大理国时正经历着以氏族(姓)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向更高阶段的社会组织"部"发展,研究大理国境内的乌蛮和乌蛮到底有多少个"部",以及乌蛮在大理国境内静态和动态的地理分布及其变化,可以达到拓展乌蛮源流史研究的目的,进而丰富民族史学的学科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