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进化论与考古学

人类社会是循着一定的规律进化发展的,考古学要探索这一规律就必须在进化观的指导思想下科学、全面地进行研究工作.文章概述了近代以来考古学的产生、发展与古典进化论和新进化论的密切关系,分析了进化论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前提之一是如何在方法论和实际应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并介绍了利用民族志资料为考古学理论提供论据的若干途径.     

从“知识考古”到“美学解救”——论现代“人”的福柯式解构

笛卡尔以来，主体问题始终是现代哲学最为核心的问题。但是，从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开始，主体已经声名狼藉，主体哲学的范式被视为陈腐过时了，传统的主体之争已经没有意义，无论语言是第一位，或者自我意识的个体优先，这两个范式中的任何一个都凸现和遮蔽着什么，将这两者联系起来或者寻找一种介于这两种范式之间的思路倒是可能的，如米歇尔福柯之路。     

考古材料所见生殖器崇拜考--以云南史前及青铜时代为例

文章以云南史前及青铜时代的考古发掘为主,结合各地考古资料,论述了生殖崇拜的宗教意义。     

三峡历史文化遗产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复旦大学文博系考古队连续三年参加了三峡库区的文物抢救工作。对麻柳沱遗址和石地磅墓地进行了大规模地发掘 ,发现了史前晚期———明清等各个时期的古文化遗存。同时还利用科技考古方法解读遗存信息 ,复原和重建古代历史文化和社会     

稻作起源的考古学探索

根据农业起源理论与考古学实例分析,长江下游的水稻栽培发生在野生资源非常丰富的自然环境里,其驯化机制并非饥馑和用于果腹,很可能是为了增加美食的酿酒。稻作农业在良渚阶段成为主要经济形态与复杂社会强化剩余产品生产密切相关,良渚酋邦解体后的马桥文化又退回到了狩猎采集经济。农业经济最终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是野生资源持续减少、人口增长和社会复杂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呼吁,中国的农业起源研究要摆脱一味寻找最早栽培谷粒来确定农业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模式,从人地关系的互动来了解农业起源的潜因和具体进程。     

新疆石河子地区古代墓葬的考古研究

该文对新疆石河子地区考古发掘的史前墓葬材料作了初步阐述和分析,说明石河子地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石河子地区自古以来也是东西方文化相互传播并深受影响的重要地区之一。     

期待“全考古学”时代的到来——兼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研究》

由于考古学产生约两百年来一直被定义为研究“物质遗存”，同时又缺乏探讨遗迹、器物纹饰内涵的理论与方法，导致考古学在基本理论、方法上与其目标追求长期陷入困境与悖论，而浩如烟海的纹饰及一些遗迹的内涵始终处于考古学的边缘不得解读。故基本教义的考古学从理论、方法到实践都是残缺不全的。因此提出“全考古学”概念，主张将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定义为“文化遗存”，同时将考古学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田野考古”及资料整理；第二阶段“室内考古”即读懂材料；第三阶段，探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等。“全考古学”在研究方法上是全方位的、立体交叉式的；当前，我们应该大力倡导和支持“全考古学”研究。董婕、朱成杰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研究》正是“全考古学”第二阶段的典型作品。     

20世纪末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争论--以俞伟超和张忠培的观点为中心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考古学界出现了对本学科的整体反思.俞伟超与张忠培被分别视为"新派"和"传统派"的代表,他们的争论成为反思中的焦点.分析两位先生的观点及研究论文后,可以发现他们的实际取向相近或可互补.考古学研究应同历史学、人类学更紧密地联合,还是应返回资料本身,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两种主张以对立的面貌出现有其学术史上的原因.曾为一代学者所熟练运用的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反成为现今学者的未来目标,提示出学科设置乃至社会思潮等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这些均是造成上世纪末考古学反思中产生分歧的因素,且对理解中国考古学的未来走向相当重要.     

从日本出云的考古发现看中国越文化东播

文章分析了日本出云地区近年的考古发现,并以其出土的文物及民俗、信仰各方面与中国越族的历史、文物、民俗作了比较,探讨了日本神话中的'出云王国'与越人东迁移民的关系,特别是随着越人东迁而产生的越文化对日本蛇信仰之影响。这一切同时也表明,在汉代以前就已出现了中国越文化东播的史实。文章还对已往中日文化交流史尚未研究到的北九州以北、西日本沿海一带的古越人活动作了探讨。     

面向未来的埃及教育改革

埃及实行免费教育体制,长期和持续的国家投入保证了教育在大众中间的普及,使埃及教育长期在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地区处于领先地位。但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以及埃及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单纯依靠政府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服务的需求。埃及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形势发展的迫切要求,一方面大力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力行非中央化的政策,在教育投入和管理上,加大社会力量参与的力度,加强了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教师待遇;另一方面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改造传统教育模式,并在教学过程中引入问责制度,保证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