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而篇》第十六章新解

《论语·学而篇》第十六章"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传统的解释是"不着急别人不了解自己,却着急自己不了解别人",这未能切中孔子原意.从论语的不同注本看,更重要的是从孔子和《论语》的一贯精神看,该章应解释为"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而应担心自己没有东西让别人了解".     

北魏末的文化模式与尔朱荣的败亡

北魏末年,封建性的鲜卑—汉文化模式在北方社会占主导地位,这种文化模式与部族文化的差异,使羯族首领尔朱荣在权势达到顶峰时丧生,其部队随后分裂并被鲜、汉联军消灭。这说明鲜卑—汉文化在当时还有巨大的影响力。     

《尔雅郑注》的音注体例

郑樵《尔雅注》有一些较具特色的注音体例，挖掘这些材料能够促进汉语语音史研究的进一步完善，也能够补益方言史研究的某些问题。文章把这些注音体例列举出来，主要是体例描写，同时还对郑樵在不同文献中分别使用“某某反”和“某某切”截然不同的问题、多字并排直音注音的问题作了一定的语言学解释。     

从区域文化角度比较唐浩明与二月河历史小说的差异

唐浩明、二月河是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两位突出代表,理论界对两者历史小说的批评一般停留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和雅俗定位上,缺乏针对性。笔者认为唐浩明、二月河的创作都受到区域文化的影响,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与河东风土的"重实轻名",是使唐浩明与二月河的文学作品在创作动机、艺术品位等方面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     

桂南"跳岭头"与"跳大排"初探

桂南“跳岭头”与“跳大排”在本质上都是一种驱逐鬼疫的巫术,在其历史延续过程中不断杂糅了当地民俗与道教等因素,与民间节庆融为一体,成为上古驱傩活动的变异形态,既娱神又娱人。二者都在农历八、九月间举行,流行地域毗邻,可相互观照进行对比研究。     

“二十四贤”与“汉魏革命”

十卷本《陶潜集·四八目》所载的魏文帝于汉魏禅代之际彰表"二十四贤"之事,可以认为源自确切的汉末魏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二十四贤"的人选构成来自于东汉后期的"清流"士人群体,既包括了积极参与反外戚、反宦官政治活动的官僚士人,也包括了以隐居不仕表达消极反抗之意的民间处士。曹丕在代汉建魏前夕彰表如是面貌的"二十四贤",显示了曹魏王朝君臣以汉末清流的继承者自居的政治立场,也是着眼于重构王朝秩序的"汉魏革命"的组成部分。     

"尔雅新证"五则

<尔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辞典,书中存在一些错误的说法."尔雅新证"是指利用甲骨文、金文等出土古文字材料来校读<尔雅>的一种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既可以验证<尔雅>中正确的训释,也可以指出讹误之处.<尔雅>中某些训释和郭璞、邢昺注疏存在明显错误.传世古籍的整理工作应该重视考古材料的作用.     

“推”、“排”词义探源

“推”、“排”浑言则同，析言则异。泛泛地说，二者都指推开；区别来说，“推”指使对象物向施力的方向运动，“排”则指用力使对象物向两边分开，“排”的这种意义特征源自所从的“非”。由“推”、“排”组构的词也多具有这种区别特性。     

20世纪夏史与夏文化探索综论

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夏朝,这为中国古代史学家所坚信。然而在近现代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于夏的存在却发生了怀疑,这样有关夏代历史的探索就因关系到我们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重大问题而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由于传世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数量少且零碎,并多属后人追记,所以探索夏文化主要依靠考古学来进行。这是继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后,在古史研究方法论上取得的可喜成就。     

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则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鸳蝴通俗社会小说却缺乏独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海派的两性文学,从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文学,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鸳鸯蝴蝶派对都市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在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但两派的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