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三人行——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思想对于当前农村问题的借鉴意义

农村问题引人关注,这是因为它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广大农民的生活.而当今农村不论行政管理、经济建设,还是文化教育都存在令人堪忧的问题,其思想根源是多方面的;当年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从不同侧重点对其进行了探索,其中不乏启示和借鉴意义.     

影像·现代·民族--论费穆电影及其《小城之春》的接受历程

对费穆电影及其代表作<小城之春>的接受历程本身就是中国电影观念和电影观看情境的嬗变历程,它自成一条影像中国的历史脉络.对于费穆电影的观看、评论不仅仅事关电影本身,它生发了电影的中国情境的诸多想象,其中涉及电影本体与意识形态、民族国家的象征体系建构与知识分子身份、处境的影像呈现、电影与都市市民空间的关系、中国电影诗学的形成及其与世界电影的对话等等太多可阐释的空间.     

论《孔雀东南飞》结构的动词性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它为我们塑造了刘兰芝这么一个典型人物形象,而在它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表现出了高超的叙事技巧。《孔雀东南飞》的叙事结构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即结构的动词性。这样完整和运动的叙事结构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第一次出现的,它标志着中国叙事诗已走向成熟。     

20世纪30、40年代费孝通地权思想浅析

20世纪30、40年代,费孝通地权思想在农村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他认为农民贫困是农、地分离的根本原因,主张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防止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地权分配与土地生产相结合,分散所有权,集合经营权,以发展农业的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费孝通地权思想来源于纯学术性质的农村调查,着眼于农业未来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具有"普适价值"与更为广泛的意义。     

城乡一体化:小城镇理论的反思与扩展

费孝通先生围绕小城镇的论述，在理论层面可以分为宏观思想、中观概念与微观的具体对策三个维度，三者之间看似琐碎庞杂，其实均可被统一在工农城乡连续统的核心思想框架之下；在具体对策层面，费孝通所提出的规模经营与家庭工业这两大策略在中原地区两个乡镇的具体地方实践中面临着诸多困境与挑战，尤其是人与环境两大因素对小城镇建设成败的影响。因此，新时代背景下小城镇建设的关键，首先是回归工农城乡连续统的核心思想，在此前提下，既要确保农民主体性的彰显，同时破除文化与环境二元对立观念，将小城镇视为自然环境的有机部分。城市与乡村的连续、自然与文化的一体，蕴含的是中国文明的独特智慧，致中和宇宙观为小城镇的理论拓展与实践指导提供了可能的路径与方向。     

从马林诺斯基到费孝通:一种另类的功能主义

费孝通不仅把马林诺斯基功能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而且还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在中国的情境下进一步补充和推进了它,从而使得一种与“二战”之后在欧美国家中流行的结构功能主义非常不同的功能主义学术传统在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领域中得到保存、延续和进一步发展。     

"探求真理"与"服务社会"——试析费孝通先生社会学方法论转变

在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生涯中,他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他主张不带任何理论下乡,使客观事实自然呈现;第二阶段,他主要用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和人类学参与观察法研究中国社会,用中国的事实检验和修正功能主义;第三个阶段,将中国社会的“理想类型”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从实践中归纳与总结理论,并使理论服务于实践。     

过于冒险的旅行——论废名的创作缺陷

废名是"五四"时期极富艺术才情且引人注目的作家、京派的重要成员,但日后却只留下薄薄的几本似小说非小说的集子,游走在文学的边缘。过于冒险的文学实验造成废名致命的创作缺陷,无情地减损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导致他30年代文风奇辣生僻、审美趣味恶化,40年代小说创作偏离小说创作轨道,向非小说方向发展。     

从生活出发诠释社会意蕴——论费孝通教授对社会学的重大理论贡献

社会范畴是社会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概念基石。但西方社会学对其概念意蕴的认识却陷入长久的理论迷思,已不能在解释人类新的社会生活实践上产生卓识洞见。中国社会学对于如何正确认识这一基石性概念尚缺少理论自觉和独创性,基本沿袭西方不同流派的观点。费老打破了西方社会学的传统研究范式,在社会整体结构内部发现了"生活"这一"隐性在场"的核心结构,建立了社会范畴的生活论研究范式,从而破解了围绕社会范畴的一系列理论难题,为社会学的发展确立了正确方向,也为中国社会学创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开辟了前进道路。     

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

抗日战争初期，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并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从而引起众多学者的争论。因为战争和政治的原因，这个讨论没有充分展开，但为以后民族理论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学者、历史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运用现代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在民族理论、历史理论方面提出了富有创新意义的见解，尤其是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理论和白寿彝“多种形式的多民族统一”的历史理论，高屋建瓴地揭示和概括了中华民族的特点及其形成、发展的规律，反映了中国民族理论的日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