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铭暄教授:法苑耕耘献丹心

高铭暄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是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在刑事立法、刑法学研究方法以及刑法专门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逐步形成自己特有的刑法思想体系,为新中国刑事法治的建立、发展与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新中国刑法学科的建构、繁荣与拓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也谈"以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与高培勇教授商榷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理论界对财政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也进行了相应的反思,对财政本质的争论就是其中之一.高培勇教授倡导"以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作为公共财政本质特征的新解释和公共财政框架的灵魂,以取代"国家分配论"的财政本质观,这一点值得商榷.我国社会主义财经还是应该坚持国家分配论的财政本质观.     

高宗武在蒋介石、汪精卫之间充当的角色问题辨析

抗战初期,高宗武奉蒋介石之命暗中从事和平交涉,在与日本交涉过程中,他没有欺骗或背叛蒋介石,也没有诱使汪精卫上钩,让汪跳火坑,更不是“双料间谍”;他无意做汪精卫的代理人,却被日、汪利用;在日、汪“和平运动”中,他仍然企图实现蒋、日“和平”;脱离汪精卫,是其从事“和平交涉”的主观出发点与日、汪“和平运动”的进展相矛盾的必然结果。     

缅怀高拱诗词考略

高拱是明朝嘉、隆、万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隆庆六年六月,高拱罢官,万历六年七月逝世。明清时期,缅怀高拱的诗词凡九首。这些诗词,一方面表达对高拱忠君爱国、道德文章和相业功绩的敬仰之情,另一方面也为其受诬陷蒙冤、罢官归里而大鸣不平。这些纪实性诗词是对高拱这一悲剧性人物真情实感的流露和表达。     

平心论高鹗,到底意难平:林语堂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六

林语堂红学观点和思想集中体现在其红学代表著作《平心论高鹗》之中,这部著作集中研讨了"高鹗是否续书的问题"和"高鹗续书如何评价的问题",自有其道理。林语堂认为,《红楼梦》全书乃曹雪芹所作;高鹗修订的后40回不但不坏,而且异常精密,异常合理,不悖该书大旨;高鹗的贡献主要在于保存流传之功。《平心论高鹗》中的观点,有些是有道理的,但对后40回的评价亦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然而,作为"一家之言"的代表作,应该受到尊重。     

北宋高氏家族兴盛原因探析

蒙城高氏家族是北宋有巨大影响的武将家族。探讨了在宋代“重文轻武”国策下高氏家族还能兴盛的原因,认为恩荫制度是其兴盛的前提,与皇室通婚是北宋蒙城高氏家族兴盛的一个重要手段,良好的文化教育和严谨的家风是高氏兴盛的重要因素,宋代的优待政策是家族兴盛的保障。     

“无天可补”的悲哀——从“魏观案”看明初儒士的生存困境

“魏观案”是洪武年间兴起的第一件文人惨案,昭示着文人噩梦的开始。这起案件,从客观效果看,魏现役使灾民浚河修府,违背朝廷法禁,对朱明王朝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从主观动机看,魏观的确没错,修庙建府是为朝廷推行礼乐教化,体现了明初儒士在元朝异族统治回归汉族统治的历史时期,自觉承担起了回护儒学、宏扬儒学、复兴儒学的重大使命。魏观等人的罹难,不能简单归罪于朱元璋的残酷本性,而有着更深刻的文化成因,它显示了朱元璋对儒家文化的质疑、批判和否定,使得明初儒士遭逢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在迷茫、困惑、失落中痛苦地咀嚼着“无天可补”的悲哀。     

高拱研究述评

学术界对明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高拱的研究,肇始于1944年嵇文甫先生出版的《晚明思想史论》,迄今已有六十余年。六十余年来,研究者对高拱的学术思想、政治改革、边疆治理、历史地位、著作版本等内容作了全面探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高拱与隆庆阁臣的关系问题,《病榻遗言》的刊刻时间、内容真实性和政治影响力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总结已有的成果,反思存在的问题,无疑对高拱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十分有益。     

王维卒年王说质疑——与王辉斌同志商榷

王维卒于上元二年(675)七月,已属学界定谳。但王辉斌《王维生卒年陈说质疑》对其提出若干质疑。本文对其所持理由予以逐一反驳,认为王维卒年不误。并对高适刺蜀问题进行简要考辨。     

“搞”的句法、语义和语用

动词"搞"是普通话口语和书面语中的一个高频词,句法上具有极强的组合功能;词语意义丰富,从动作义的凸显到动作义的虚化,表现出语义泛化的特征,同时,具有经济、口语性强的语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