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绅到中农

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一般论者认为,乡土社会即使有过士绅,随着近代国家的建构和当代国家对乡村的长驱直入,他们也消失殆尽。 但是一些对乡村精英研究的缺陷是被去领土化视角下的政治观念史所左右。 在此前提下,一些政治观念的长期影响遮蔽了具体时空下的实况。 本文与上述研究的路径不同,以地势民族志方式,研究乡村领导和社会秩序。 基于最近 60 余年的地方历史,本文试图勾勒出从乡绅到中农,甚至到 21 世纪自然村社会中隐然延续的结构。 论文将探索在 60 余年间,国家通过政治 / 组织路线,对血缘 / 地缘的村落社会进行重新编织的基础上,自然村 / 村民小组及其领导人对于基层政治生活和社区维系的重要性。     

从豪强宗族到文化士族——东汉马氏研究

豪族向士族的转变是汉晋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东汉乃转变的重要契机。扶风马氏本以军功而贵,至东汉为皇权笼络成为外戚豪族,在东汉经学兴盛、皇权对豪族的压制政策以及皇权有意对四姓小侯的经学培养大背景下,逐渐由一个豪强宗族转变成文化士族。马氏家族的文化化透露出东汉豪族社会向魏晋士族社会转变的个中信息。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西信丰的围城与守城——以吴秉衡《信丰守城记事略》为中心的讨论

自咸丰六年(1856)至同治三年(1864),信丰县城及县境经受了与太平军的多次战争,县城几番被围,最长的一次达二百二十余日。由于南赣官府、周边州县以及湘军的支援,另外署理知县吴秉衡的坚守,信丰县城得以保完。署理信丰知县吴秉衡的《信丰守城记事略》记载了太平军、匪寇围城的经过,该文献为认识咸、同时期江西地方史的重要史料,至今尚未得到学界的分析与解读。本文以《信丰守城记事略》等史料为主,讨论了太平军、匪寇的攻城策略,官府的应对措施以及信丰城乡战时的社会秩序等问题。     

民族旅游场域中新乡贤的成长路径与社区角色研究

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了乡村社会关系的转变,创造了新乡贤培育的时代舞台。民族旅游场域培育出了多元化的乡贤结构,其中新乡贤可分为本土乡民类的"守土"乡贤、"返土"乡贤,以及旅游移民类的"外来"乡贤和"外籍"乡贤。尽管旅游新乡贤群体内部异质性较高,但持有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个体都实现了向综合精英型乡贤的多级跳跃及角色转换。新乡贤在民族旅游社区中扮演着文化传承者、创业示范者、社区融合者和文化传播者等多重角色。同时,多元社区角色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是旅游新乡贤的基本实践;经济能人是他们的成长基底;文化代理人的公益性与经济能人的代表性打开了新乡贤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渠道,承袭了传统社会"国家-士绅-民众"中的中介角色,践行了新时代背景下"双轨制"的乡村治理道路。     

雄踞地方三十年——浅析民国时期无锡绅界领袖钱孙卿

中国有着官绅合治的传统,一些绅士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并在地方事务取得了较大的支配权。民国时期,钱孙卿以其才干、品德、见识和影响成为无锡绅界领袖,他担任了市公所的总董、县商会的主席,雄踞地方三十年,其对无锡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都有相当多的贡献。文章描述了钱孙卿从政之路,探讨其在地方舞台上崛起壮大与长盛不衰的原因,从而使我们对民国时期地方政治的运作与地方政治家有更深更新的认知,也希望后人不要遗忘无锡历史上这位优秀的地方政治家。     

《仪礼·士昏礼》用雁问题新证

清代一些学者基于鸿雁难以猎获等考虑,认为《仪礼.士昏礼》所记礼物“雁”是指家鹅。这种解释不符合礼书原义和周代礼俗。《仪礼》有“雁”和“舒雁”(鹅)对称之例;汉初婚礼使用鸿雁系上承周礼;周人具备短期饲养鸿雁的能力,下层贵族又多在秋末春初举行婚礼,取用鸿雁并不困难。这三方面事实足以证明《士昏礼》之“雁”本是特指鸿雁。婚礼用雁是在社会高度重视射猎技能和勇武品质的背景下产生的礼俗,“纳采用雁”的原始意义是把鸿雁这种猎物作为求婚者精于射技,具备社会和家庭责任能力的一种象征,汉代及后世学者从鸿雁的生理特性着眼对用雁象征意义的解释均属附会。战国礼书所载用贽等级带有设计成分,依据此种等级得出的“士级婚礼用雁属于临时使用大夫礼仪”的观点不足凭信,婚礼用雁应是周代各级贵族共用的通礼。     

明清时期赣南客家地区的风水信仰与政府控制

本文以明清时期赣南客家地区地方政府对风水信仰的态度为视点,分析了造成政府对风水信仰矛盾态度的社会历史原因;认为地方政府对风水信仰的矛盾态度,实质上高度统一于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在此基础上指出:民间信仰是否有利于地方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其关键不在于民间信仰的内容本身,也不在于民间信仰的表达方式,而在于官方能否充分依托和利用地方社会的精英阶层,主动掌握民间信仰的话语权而因利势导。     

儒家士人精神与当代公民社会建设

传统士绅社会是一个自治性民间社会,它在代表社群利益、参与地方政治、影响政府行政等方面具有与市民社会相近或相同的功能.士绅社会的权威和治理原则来自于儒家文化传统,因此,当代公民社会建设需要并且可以从儒家文化中寻找积极意义的思想资源.儒家士人精神包含的参与意识、责任意识、自主意识、独立意识、批判意识和抗衡意识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资源,对培育公民人格、促进公民社会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官僚、幕友、胥吏:清代地方政府的三维体系

明清之际,中国绅士的条件和地位得以逐步地固定下来,随之,在政治体制中也形成了一种隐性的绅衿支配。随着幕友阶层队伍的扩大和游幕制度化,在清代各级地方政府逐渐形成了一个轮廓较清晰的官僚、幕友、胥吏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牵制的三维体系。在“异族”统治下,这种隐性的绅衿支配体系虽然伴随着许多弊害,但在使中国封建社会保持相对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社会控制

明清时期的江南是王朝统治的一个基本经济区,是帝国的财赋重地,州县行政十分繁难.同时又因科举兴盛,官绅密集,工商地主的力量较为强大,是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极容易产生矛盾而问题丛多的地方.州县是王朝统治的基础,州县行政的有效施展是地方发展的前提.江南民间的赋役重困、吏治的诸多腐败、社会的繁多矛盾、王朝的秩序危机等等问题,都需要从基层的州县行政开始清理.那种紧张的官民关系、官府在赋役等方面给贫苦民众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其间勉强维持的平衡状态,都是州县官府面临的现实问题.江南地域社会中应该存在的“县社会”颇受乡宦巨室的影响,都需要州县官员细心把握地方绅士们的动向,避免其间可能对官方施政造成的威胁和危害,并充分利用其影响力,促进官府对于城乡社会的全面控制,尽力引导地域社会趋向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