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背后的教训——读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在《"真相"与自白》这部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通过反思苏联改革的失败,指出了有关改革的分寸、改革中的暴力问题以及政治革新等三个方面的"教训"。然而,从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宏观背景下来审视,在这些"教训"后面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人们去总结。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革绝不能从抽象的道德激情出发;必须正确认识改革中两种性质不同的暴力问题;政治体制的改革必须要在坚持党的领导下,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标准。正确认识这些历史教训对于科学认识苏联改革的失败和当前困扰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系列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苏联法制建设的失误与教训

存在了七十多年的苏联在短短的时间内土崩瓦解 ,其法制建设上的失误是重要原因。斯大林至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失误埋下了国家分裂的种子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失误则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些失误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在于 :政治权力的行使必须纳入法制化轨道 ,国家的稳定才不致因领导者个人的去留而发生动摇 ;共产党的活动必须局限于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以内 ,不能允许任何党员有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 ;法律文化建设必须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予以高度重视 ,以促进全民族的法制文明尽早实现。     

论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丧失执政合法性的问题

合法性问题是现代政治面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因严重忽视执政合法性问题带来的政治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丧失执政地位,直至垮台的重要诱因。因此,我们必须明确政治合法性对执政党的重要作用,以此为依据对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丧失执政合法性的原因进行深入探析,以期得出重要的历史启示,为我们党树立执政的合法性意识,践行合法性思想提供借鉴。     

关于苏联“国民经济走向崩溃”原因的考察与思考——与操国胜先生商榷

作者对《略论社会主义创新的基本原则》一文 ,关于戈尔巴乔夫执行“5 0 0天计划” ,实行私有化导致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观点进行商榷 ,认为这一看法与史实不符 ,私有化与苏联国民经济最后走向崩溃没有必然联系     

从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看政治文明建设“借鉴”的真义

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是前苏联覆灭的内在原因之一,从某种角度来讲,这实际上是照搬西方民主制度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一历史事件给当今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教训。因此,对于发展开放的中国来说,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进程中既需要立足于国情,充分"利用"、"吸收"一切有益成果为我所用,同时也要审视人类在发展社会主义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与失败,要以史为鉴。只有实事求是地贯彻这一原则,才能保持政治文明建设的良好平衡,不至于在实践中犯"左"或"右"的错误。     

俄罗斯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依然大相径庭

2011年3月是戈尔巴乔夫诞辰80周年,通过贺信、访谈和民意调查等形式,俄罗斯总统和总理、政界人物、政治学家以及普通民众,对戈尔巴乔夫及其历史作用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它表明,尽管苏联解体和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已经整整20年,但是,俄罗斯社会各界对于戈尔巴乔夫在那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作用及其成败的评价依然是见仁见智。造成这种大相径庭的评价的原因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在如何评判苏联历史问题上所出现的困惑和分歧密切相关。     

试论戈尔巴乔夫对苏共民主集中制的破坏

戈尔巴乔夫推进的激进改革,用西方的片面"民主化"取代苏共传统的民主集中制,进而走上了"自由化"的不归路,将苏共和苏联引向了自杀道路。社会主义政治改革以"公开性"和"民主化"作为手段有着合理性,但问题在于戈尔巴乔夫将"公开性"和"民主化"推至了极端,将手段当作目标。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民主集中制的破坏,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     

Interpellation in the late Soviet period: contesting the de-ideologization narrative

Most literature on ideology in the late Soviet period notes the progressive de-ideologization of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CPSU) politics under Mikhail Gorbachev. Looking specifically at the legitimating functions of ideology, the article contests this generalization. In doing so, it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ideological interpellation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rine and regime legitima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nterpellation –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al Soviet subject, in a way that sustained the relations of domination and production – was a consistent goal throughout the last decade of communist rule. However, while the party approached interpellation in different ways, it was unable to resolve official ideology’s rigidity and narrowness of appeal. These conclusions are supported by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26th, 27th, and 28th CPSU congress proceed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