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富国思想初探

《管子》并非一时一人之作,最初是假托管仲之作,后人又不断增补。其内容驳杂,大部分是论述商品货币关系。本文主要从发展农业生产、重视工商业等方面探讨《管子》的富国之道。     

《管子》“道生德”的辩证法

《管子》认为“德”是“道”的产物即“道生德”、“德者道之舍”;“道”“德”本来是没有区别的“无间”,之所以把它们加以不同的表示,主要是为了标明“所以舍”与“舍之”的关系;“道”是“德”的根由,“德”是“道”的形下显现;“道”“德”是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体与用的关系;“道”“德”舞台上面的演员是芸芸万物,“德”在不同的个物那里,实现着不同的样态,“道”也在与万物的共作里,展示着自己无形而无限的力量,从而形成切实可感的即物而形、即物而是、即物而性、即物而德的“道”“德”链,展示了《管子》法家所具有的道德情怀的特色。     

《管子》的"侈靡"观及其现代价值

如何看待现今的侈靡(奢侈)消费,侈靡消费的经济价值与伦理价值是否“二律背反”,值得深思。此外,侈靡消费过程中所遇到的价值难题提示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认识侈靡的度、方式、条件、对象以及侈靡与节俭的关系等问题。对此,我们可以从首开侈靡消费之先河的《管子》那里得到些许启示,并通过历史与现实结合的维度理解侈靡消费观的现实价值。     

管子与韩非人性论之比较

管子、韩非的人性论都是其著书立说的前提基础。管、韩同属法家,其人性论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经验主义人性论的代表,都是为其政治立说而服务的。管、韩在法家内部分属不同派别,其人性论也存在着相异点：首先在对待儒家式道德态度上,管子采取的是包容性态度,把道德也看作人性所趋之＂利＂,而韩非则采取的是拒斥道德之术的反儒立场,把人性所趋之＂利＂仅限定为纯粹的外在之功利;其次二者人性论所服务的执政者类型以及治国理念也存在着相异之处。总体上看,管子的人性论思想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而韩非的人性论思想更具有革命性和实用性。     

齐桓公时期盐业制度初探——以《管子》为中心

齐地自古产盐,《尚书》和《周礼》均有记载,现有考古发现也得到证实。齐桓公时,根据民众消费食盐的数量征税;同时国家组织民众,在秋冬季节晒盐,以高价卖给周边国家,获取巨额利润。齐国的盐业发展,首先因为齐国北部地区藏有丰富的盐业资源,姜太公及之后的统治者重视工商业的传统也具有重要作用。盐业生产主要是＂四民＂中的农民完成。齐国的盐业制度与其他工商业制度为齐国的富庶奠定坚实的基础,为齐国的文化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支持。     

论《管子》中黄老学说在西汉文景时期的实践

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政策在文景时期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帝四经》的出土不仅证实了当时黄老思想流行，且统治者实施黄老政策的文本依据很可能就是以《黄帝四经》为代表的一批黄老学著作。本文以《管子》为个案，依次从曹参治理齐地与《管子》黄老，《黄帝四经》与《管子》黄老，曹参、陈平为政实践与《管子》黄老等三个方面，论述汉初文景时期对《管子》中黄老思想的实践问题。     

《管子》的语言观

研究《管子》对语言和言语行为的看法,认为《管子》中提出的“道在身则言自顺”、“有名则治,无名则乱”、“言脱于口,而令行乎天下”、“出言必信,则令不穷”、“言不周密,反伤其身”、“违言不存口”、“言辞慢,则臣下轻之”、“以天下之耳听”、“去奇说,诘诈伪”、“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实”等命题值得今人思考和借鉴。     

司马迁、刘向对《管子》的诠释与编校

自汉武帝实行儒术独尊政策至东汉末年三百年的时间里,《管子》的研究成果不多。其间,司马迁、刘向对《管子》的探讨,如《管子》与管仲的关系,《管子》的早期流传,《管子》的思想指向、文辞特征等,在整个《管子》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刘向对《管子》的编校更是意义重大,它标志着《管子》散篇传播时代的结束和其定本传播时代的开始。由于司马迁是在为管仲作的列传中提及《管子》而非专论,刘向写的《管子叙录》又有交待未清之处,因而留给后世学者许多难解的疑团。     

《管子》的儒家思想及其特点

《管子》的主导思想虽然是道家黄老学派,但其中的儒家思想也是十分突出的。儒家的民本思想、仁义德政学说、尊贤授德等思想皆在《管子》中有丰富的表现,但《管子》的儒学思想也具有自身的特点。     

论《管子》并非纯法家

学界大都将<管子>归入法家,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管子>便不难发现,将<管子>简单归入法家是有问题的,因为<管子>在对待德法、义利、农商及民众等诸多问题的态度上都与法家有着明显的不同,其法治的内容、特征具有鲜明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