虢国车马坑葬初探

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车马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西周春秋时期规模较大、等级齐全、排列有序的贵族墓祔葬车马坑。虢国车马坑葬继承和沿用商周车马殉葬制，又适应和迎合社会进步及变革需要，对车马坑的殉葬内容和形式进行变通与革新，摒弃车葬坑和同穴葬，整车葬成为主流形式，并盛行车马葬和异穴葬，车马排列有序，殉葬性质更加明确，是象征性、明器化殉葬的滥觞，殉人制消失，显示出传统车马坑葬制开始出现瓦解的苗头。大量车马坑葬在虢国墓地出现，反映了虢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崇勇尚武世风，更反映了车马坑主人的身份等级，它与列鼎制紧密配合，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宋初名将郭进事迹述评

郭进是宋初守卫北疆的名将 ,以善于用兵 ,从严治军而享誉一时。宋太祖时 ,郭进长期镇守西山一带 ,有力地抗击了北汉、契丹军队的进攻 ,确保了防区的安全 ,因此得到宋太祖的高度评价。宋太宗即位后 ,由于对统军将帅采取了极端猜忌、压制的态度 ,郭进虽仍在守边及北伐战场上屡立战功 ,但最终却被逼自杀。其生平功业及最后结局 ,可谓与家喻户晓的杨业颇为相似     

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

郭沫若承认自己在翻译米海里司著作中受到影响,还明言在研究中国古史上受益于王国维。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是中国本土金石学的遗产。郭沫若受自米海里司的影响主要是观念性的,而来自王国维的影响则是具体的甲骨金石释文和技术方法。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或者说郭沫若研究中国古史的路数是中西学术共同影响的结果。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自唐朝开始,经宋、元、明、清历朝不断,进入民国达到高潮。大勇法师曾在北京组建留藏学法团,其中的部分成员进藏求法,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曾国藩与张之洞幕府之比较

曾国藩幕府与张之洞幕府作为晚清两大重要幕府,在对传统幕府的改革、网罗人才、主幕关系、幕府管理等方面,存在着许多相同、相似之处和继承关系。例如,奏调、札委制由曾国藩开始,张之洞继之普遍实行;两人都保举大批幕僚为官;主宾间经济关系分离;幕中多为文人学者等。但由于两人所处时代、社会环境以及个人品性等方面的差异,曾、张幕府又各有特色,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例如,曾幕重地缘关系,张幕重学缘关系;曾幕多道学先生,张幕多奇才怪杰;曾幕忌用洋人,而张幕中则吸纳了大批洋人;张之洞对幕府制度的改革比曾国藩更全面,影响也更大。     

郭嵩焘禁烟思想述论

郭嵩焘禁烟思想产生于他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实践,并随着他身与中英交涉及乡居办教育等经历而不断深化的。国内朝野官绅的禁烟要求和英国一些正义之士的禁烟宣传是促其禁烟思想形成的重要内外因。郭氏认为,清政府应严禁鸦片,于内先禁鸦片种食,于外积极交涉洋药税厘并征;他力主中英联合禁止鸦片贸易;乡居期间主张禁烟馆以整顿人心风俗。郭氏的思想与现实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对清廷禁烟政策及对英国对华鸦片贸易都有一定的影响,在近代禁烟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     

论郭嵩焘的经济思想

郭嵩焘是晚清时期积极提倡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先进代表人物之一。在经济主张方面,他在湖南最先倡创厘金;洋务运动中,主张本末并举,反对舍本逐末;主张对外开放,与西方列强"商战";强调"民富",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以"便民"、"利民"、"裕民",反对官办和官督商办;要求收回海关主权和废止厘金等。其思想独到高远,对其后维新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突破与创新——论郭玲春新闻作品的文体特质及贡献

在新时期的新闻文体发展中,新华社记者郭玲春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她在"追悼会新闻"和会议新闻的写作中,率先突破"新华体"的僵化模式,拓展了会议新闻写作的新途径,并逐渐在新闻写作中形成了其与众不同的个人风格,由此奠定了她在新时期新闻文体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引领了新时期的新闻写作改革。     

郭象“独有论”与巴门尼德“存在论”透析

魏晋时期,玄学家郭象和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虽然身处不同时空,但却先后对世界的本原各自提出体系完整的“独有论”和“存在论”。二者思辨的逻辑理路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时又分别从具体存在物总合和最普通、最抽象、最一般的类本质的哲学概念两个角度探讨“有”和“存在”的特征与属性,可谓迥异其趣。此二者的思想在其所处时代,乃至后世对于哲学的发展皆具有巨大影响,其中佛教和基督教对二者学说承继的扬弃,对于从全新角度深入研究二者学说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郭璞注《水经》考释

东晋著名博物学家郭璞,曾为《水经》一书做过注解。从《隋书·经籍志》至《四库全书总目》,各正史“艺文志”及目录书、典志史中皆有明确记载。现存郦道元《水经注》中,也保留了郭璞注的部分内容。郭璞广泛的游历、渊博的学识以及他渴盼祖国南北统一的志向,是他注释《水经》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