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西南地区外来移民的迁徙特点及在边疆开发中的作用

秦汉数百年间,西南地区步入自身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西南地区的外来移民具有鲜明的迁徙特点,他们在促使当地人口增长、支持郡县设置、引进先进技术、传播封建文化、推动边疆开发和疆域形成以及稳定当地局势等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虢国车马坑葬初探

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车马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西周春秋时期规模较大、等级齐全、排列有序的贵族墓祔葬车马坑。虢国车马坑葬继承和沿用商周车马殉葬制，又适应和迎合社会进步及变革需要，对车马坑的殉葬内容和形式进行变通与革新，摒弃车葬坑和同穴葬，整车葬成为主流形式，并盛行车马葬和异穴葬，车马排列有序，殉葬性质更加明确，是象征性、明器化殉葬的滥觞，殉人制消失，显示出传统车马坑葬制开始出现瓦解的苗头。大量车马坑葬在虢国墓地出现，反映了虢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崇勇尚武世风，更反映了车马坑主人的身份等级，它与列鼎制紧密配合，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秦邦宪与王明路线

秦邦宪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 ,他是一个犯重大错误又敢于改正错误并为党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献出宝贵生命的人 ,他在王明路线中充当支持者、赞助者、执行者和发展者的角色 ,对王明路线所造成的对中国革命的损失负有重大责任     

宋初名将郭进事迹述评

郭进是宋初守卫北疆的名将 ,以善于用兵 ,从严治军而享誉一时。宋太祖时 ,郭进长期镇守西山一带 ,有力地抗击了北汉、契丹军队的进攻 ,确保了防区的安全 ,因此得到宋太祖的高度评价。宋太宗即位后 ,由于对统军将帅采取了极端猜忌、压制的态度 ,郭进虽仍在守边及北伐战场上屡立战功 ,但最终却被逼自杀。其生平功业及最后结局 ,可谓与家喻户晓的杨业颇为相似     

前秦法制初探

前秦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惟一统一了北方 ,且政治较为清明、最具有规模气度的一个政权。前秦统治者对儒学推崇备至 ,决定了其法律思想为 :德化为先、礼法并用和约法慎刑。在选官制度方面 ,前秦采取了多途径选贤求才之策 ,并通过推行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法律措施 ,促进经济的发展 ,前秦统治者对法律的运行亦颇为重视 ,主要体现在司法机构比较健全 ,注重督励官吏公正和严格执法。前秦之所以能出现十六国时期仅见的盛世 ,与其法制建设不无关系     

关于中世文学开端的一点想法

中国文学史有关上古、中世、近世的分期法 ,早先是通过明治时代日本的中介影响 ,借鉴了西方历史的划分标准。这套标准本身有其特定的构架及内涵 ,故在今天采用上述分期法时 ,仍应考虑到与它的对应性。从我国早期文学的表现形态来看 ,至秦汉 ,文学的发展受专制独裁政体及思想统制的压抑 ,丧失了先秦文学中曾出现的相对比较自由的精神与批判意识 ,质性上显示出较明显的异面 ,并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比照欧洲中世纪文学的情形 ,笔者赞同以秦汉作为中国中世文学的开端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dialectic”一词的翻译

正确理解术语“dialectic”是理解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关键之一。这一术语在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两个中译本中有着“论辩术”和“辩证法”两个不同的译名。文章试从词源、词义的演变、词的译介以及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观点四个方面探讨“dialectic”的意义和翻译，指出“辩证法”译名的不科学性，并提出了翻译处理的建议。     

秦汉开发西部的政策及其得失

秦汉经营西部的过程,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开发西部历史长河中的第一个大的浪潮。秦汉根据西部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复杂的民族关系、经济生活以及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差异而制定的西部开发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逐步深入、综合的过程,政治统一与经济开发同行,军事威慑与抚绥相伴,具有里程碑的性质,在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为后代开发西部提供了有益探索。秦汉在西部开发过程中的种植粮谷、开垦荒地等活动,在促进农业发展、带动当时当地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同时,对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破坏。     

汉语“噙含”“叼衔”义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

根据“嘴巴含”的方式,可以将“衔”分为“衔1”“衔2”,分别表示“全含”“半含”。前者与“含”“噙”构成“噙含”概念场,后者与“叼”构成“叼衔”概念场。表“噙含”义的词较多地分布在医籍文献中。“衔1”主要分布在诗词中。“噙”的产生对“含”造成一定冲击,但“含”在书面语中仍比较活跃。“含”“衔”“噙”均有从“东西放在嘴里,不咽下也不吐出→藏在里面;容纳→带有”的词义演变。“含”“衔”又均有从“藏在里面;容纳→隐藏”、从口部动作范畴到心理范畴的演变。表“叼衔”义,明代以前只有“衔2”。“叼”在明代始见,字形又作“雕”“刁”等。将历史文献与现代汉语方言分布相结合,推测“噙”发源于北方地区。“叼”很可能是“长江型”词,兴起于江淮流域而后往北向西扩散。     

论秦汉铜器的一体化

秦汉铜器的一体化可划分为秦至汉初、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一体化主要体现在打破了先秦族群铜器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与秦汉帝国的统一和建立有关。第二阶段主要为铜礼器的一体化,与汉武帝的铜政即工官专控有关。第三阶段主要为实用器具的一体化,与铜器制作的放开、私家作坊的涌现所导致的产品商业化有关。不同阶段的铜器一体化程度不同：秦至汉初处于雏形阶段,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进程加速,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得到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