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丛书编纂的巨擘——张元济——以古籍丛书编纂为例

张元济承天降之大任,投身商务印书馆60年,在总结前人汇刻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收书、藏书、整理出版古籍丛书,将丛书的广博气象和校印水平推向极致,成为近代丛书编纂的巨擘。他主持编纂的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孤本元杂剧等七部丛书如北斗七星,在中华文化的灿烂星空中熠熠发光。     

关于屠本《十六国春秋》真伪的若干问题

屠本<十六国春秋>是依据残本、大量搜集相关史料而成的辑补本,不是杜撰的伪书.判断崔书是否亡佚有三个重要的标准,一是历代书目是否载录,二是历代著作征引情况,三是屠本与其他著述内容异同比较中找出证明残本存在的根据.崔鸿<十六国春秋>并未亡于北宋,直至明代中期仍然没有亡佚,现可找出其流传的基本线索,屠氏正是利用此残本辑补成书的.残本可能亡佚于明末清初.就屠本内容分析,其中部分内容未见其他典籍保存,这是残本保存至明中期,并是屠氏使用残本辑补的明证.     

《八家后汉书辑注》辨疑

通过查考大量征引已佚后汉史书文字的原始文献 ,并参考其它相关史料 ,对《八家后汉书辑注》进行了校点 ,内容涉及文字、官职、标点等方面 ,旨在尽最大努力恢复诸家已佚史书的原貌。     

赵翼《廿二史劄记》金代“汉人”“南人”说厘正

自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提出“金元俱有汉人南人之名”以来,学界虽对此概念多有使用,但却未从不同历史语境下对“汉人”“南人”的多重内涵进行更深入的解读。检点史料,赵氏所言金代“汉人”“南人”说具有一定的历史时空局限性,未能反映这一概念的整体面貌。金初“汉人”概念由辽朝沿袭而来,特指由辽入金的汉族群体,至金中叶以后,“汉人”逐渐成为金朝境内汉族群体的统称。“南人”起初是与“汉人”相对举的概念,指代由宋入金的汉族群体。但在一定时期内又特指黄河(旧河)以南原伪楚、伪齐统治区。而在一些与宋朝相关的特殊情境下,金人也常以“南人”指代南宋政权(南宋人)。金代“汉人”“南人”概念之所以被提出和使用,与其所处的多重历史语境有关,主要包括“辽宋之别”与“重北轻南”的统治策略。     

《二十五史》中航海史料标题词表研究

以情报检索语言原理为基础,结合《二十五史》的特点及航海史研究的需要,提出《二十五史》中航海史料标题词表,该词表除可用于对《二十五史》中航海史料进行标引著录并提供检索途径外,还是航海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     

略论钱锺书史论中的“人性”--以《管锥编》对《左传》《史记》的诠解为中心

历史学是一门以弘扬人性之真、善、美和鞭笞人性之假、恶、丑为旨归的人学,因而在求真之外尚有求善、求美的使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决定了人性在历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钱锺书打破时空界线和学科壁垒,独辟蹊径,从常心、常情、常理出发,用貌似拙朴的分析方法,以美学慧眼诠解史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人性,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历史之美的洗礼。其史论通过对人性的自然性的确认、对社会性的剖释和对复杂性的体察,将散落于历史间隙中的寻常之人和事置于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之中,引起人们对宏大叙事下的历史规律进行重新审视和对人性在历史进程中所起作用进行深切反思。     

竹王神话传说新读及其族属关系的方法论探索

《华阳国志》所载竹王神话传说,还有人类起源、植物起源、英雄故事等母题,不能因瞩目于族源母题而对多重母题视而不见。竹王神话传说＂版权＂归属何民族？经搜集彝族、苗族、布依族、仡佬族竹王神话传说的资料,与《华阳国志》文本比较,认为由于仡佬族资料更亲和《华阳国志》文本,因而据有＂版权＂。在进行上述论证中,注意从文本阅读、神话素结构分析、图腾类型及图腾崇拜仪式内涵分析方面,去综合理解各种竹王神话传说材料。认为这是理解《华阳国志》竹王神话传说多重母题、确定仡佬族版权等认识的一种新思路。     

关于《汉藏史集》的作者

《汉藏史集》是研究元代和明初西藏历史的一部重要的藏文资料,但是关于该书的作者达仓宗巴·班觉桑布(stag-tshang-rdzong-pa-dpal-vbyor-bzang-po)的记载很少,不为学术界所知,影响了对该书的研究的深入。本文通过对元末明初西藏地方的政治和宗教状况的分析,探讨班觉桑布生活的历史环境,再结合藏文《至尊宗喀巴大师传》的记载,考证出班觉桑布即是该书记载的嘉乔贝桑穴skyabs-mchog-dpal-bzang雪,在宗喀巴推动“宗教改革”的初期,是宗喀巴的一个重要的合作者,对宗喀巴创立格鲁派的准备工作有相当的贡献,在当时的西藏佛教历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册府元龟〉引唐实录、杂史、小说考》辨析

吴浩先生撰写的<〈册府元龟〉引唐实录、杂史、小说考>一文,对于我们认识<册府元龟>的价值有一定的启发.但吴先生关于<册府元龟>引用了唐代历朝实录、杂史、小说的说法却不够准确.在唐实录中,只有宣宗之前的实录能为<册府元龟>所引,吴先生所谓"唐代历朝实录均曾为<册府>所引用"的结论是错误的.此外,事实上<册府元龟>不引杂史、小说,只是由于它所据典籍采用了一些杂史、小说中的内容,故书中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少与杂史、小说相同或相似之处.     

“二十四史”《循吏》、《酷吏》列传与中国古代监察官的选任

传统的“二十四史”中有19史载有《循吏列传》,有10史给酷吏列传。循吏和酷吏(特别是循吏)具有十分明显的群体个性特点,即刚正不阿、直言敢谏,博学多识、明于礼法,具有地方(或基层)任职的经历等,而这几个方面正是中国古代监察官选任的基本条件。因而,循吏、酷吏与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二十四史”中《循吏》、《酷吏》两列传涉及人物约350人,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通过君主亲授、吏部铨选、台府辟署,或官员荐举等形式位至台谏,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运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循吏、酷吏,特别是循吏参与台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皇权的稳固、吏治的清明,促进了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