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风格对员工知识隐藏行为的影响:心理安全感的中介效应和动机氛围的调节效用

企业知识隐藏行为会抑制创新与合作氛围,探究员工知识隐藏行为的诱因对企业团队氛围和价值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探索不同类型领导风格与员工知识隐藏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内在影响机制,具体包括:剖析谦卑型领导和辱虐型领导与员工知识隐藏行为之间的关系;探究员工心理安全感是否发挥中介作用;分析心理安全感与知识隐藏的关系是否受到不同类型团队动机氛围的调节影响。本研究通过对长三角地区某省的6家科技型公司共820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利用层次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处理,结果显示:不同风格的领导行为对知识隐藏行为都产生影响,心理安全感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谦卑型领导通过心理安全感对知识隐藏行为产生负向影响,辱虐型领导通过心理安全感对知识隐藏行为产生正向影响。此外,动机氛围起到调节作用,其中绩效氛围正向调节员工心理安全感与其知识隐藏行为之间的关系,掌控氛围负向调节员工心理安全感与其知识隐藏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从领导力视角深化了对于员工知识隐藏行为诱因的认识,从情境视角为心理安全感和知识隐藏的关系构建了边界条件,进一步丰富了领导力、组织行为管理等理论;同时,本研究也为企业知识隐藏行为管理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解决思路。为了最大限度抑制知识隐藏行为,企业领导者需要多展示谦卑型的特质,对员工观点持开放态度,愿意吸纳和听取他人意见;要培养员工的心理安全感,让员工在知识分享中能够毫无顾忌;采用鼓励竞争的方式营造团队氛围,提升团队的绩效氛围等。未来将进一步采用多变量来源、多样化情境进行验证,将相关研究结论从中国科技型企业推广到其他研究情境中,从而提高研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     

走向后经学时代的文学之思--关于王国维文学研究的重新认识

以经学作为理论资源 ,运用经学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话语方式来定义和评判文学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主流。时至 2 0世纪初 ,经学对人们文学思考的控制却难以为继。此时王国维的一系列文学研究活动颇引人注目 ,尤其是《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分别在小说论、词论、戏曲论三个领域消除了经学眼光 ,尝试了新型的文学批评模式和文学研究方法 ,其基本思路、价值体系和主要术语 ,都已凸现出“后经学”文论的特征 ,成为中国文论走出经学时代的第一人。     

汉语带结果补语的述补结构在蒙古语中的表达形式

现代汉语带结果补语的述补结构在蒙古语中主要以四种形式表达。用状述结构表达,有中心语转移与不转移两种;用动词谓语表达,与整体性述补结构的词化有关;用分析形式表达,与补语的虚化有关;用并列谓语形式表达,取决于补语的语义指向。因此,运用语法、语义、语用三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才能合理揭示它们之间的对应规律。     

我国农业机械化评价指标体系设置研究

农业机械化指标体系的准确设置和正确运用将有助于评价标准的统一性 ,便于使用同一的计量尺度计算和分析农业机械化的作用效果 ,评价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本文通过对农业机械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属性、功能以及量化标准的理论研究与分析 ,提出了构建我国农业机械化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的初步设想     

关于主讲聘任、教考分离的试点与推广

本文总结我校无机化课教学实行主讲聘任、教考分离的试点和推广的经验 ,并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一试点工作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关键阶段,企业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依靠创新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高管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949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首先,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的三种模式,即货币薪酬、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其次,文章还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激励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模式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产出。为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还采用更换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指标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依然稳健。高管自身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人能力等因素不仅会...     

子公司“自下而上”的制衡:实现路径、弱化因素与作用边界

如何有效约束大股东掏空行为是公司治理学术界与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传统的委托代理框架遵循母子公司“自上而下”的单向治理逻辑,忽视了子公司的自主性及其“自下而上”的制衡能力,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子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保护问题。尽管单向治理范式已经受到学者的质疑,但子公司通过何种方式对母公司产生制衡亟需进一步探索。文章基于前景理论的核心观点,运用2012—2017年中国上市子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方法验证了子公司管理者异质性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阐释了子公司“自下而上”制衡作用的实现路径、弱化因素及其作用边界。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子公司拥有能力较强的管理团队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一方面,能力较强的管理者可以为大股东带来更多的控制权共享收益,限制了其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获取,另一方面,也能够更加有效地识别与监督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进而起到对大股东“自下而上”的制衡作用。作为具有双重效应的情境变量,CEO声誉及CEO与母公司关联度在中国情境下的负面效应更为凸显,二者均会弱化管理者能力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制衡作用,即在子公司CEO声誉水平较高、子公司CEO与母公司关联度较强的情境下,子公...     

我国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并行与融合

当前,在我国法律体系内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采用了并行模式。并行模式关注于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差异性,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利益维护。这虽然看似诉讼目的明确,符合环境权益救济需求,但其实际忽视了环境的整体性特征,不但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梳理,而且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甚至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裁判。面对并行模式存在的弊端,我国部分学者提出了强制合并、混合并存、另赋实体请求权、诉讼信托、诉讼担当等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融合模式,上述模式分别从诉的合并和诉讼实施权融合两个方面对融合方式进行了探讨,但是其中仍存在当事人诉讼选择权忽视、公私益失衡以及责任重复认定等问题。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使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环境质量,环境公益诉讼的数量日渐增多。基于环境问题的关联性、潜伏性特征以及环境侵害发生的阶段性机理,环境诉讼中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交叉使得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融合成为应然趋势。在尊重环境整体性特征的基础上,以追求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为原则,结合我国实际,以具备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作为枢纽,充分利用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权,构建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新...     

新时代青年英雄观的内涵因子分析:一项基于新征程语境的实证研究

新时代以来,英雄价值被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英雄文化成为研究热点,但对于英雄的研究与描述仍然存在边界内涵不够清晰的现象,英雄研究的学术体系在历史纵向、结构横向、交叉融合各层面均有不足,话语体系在实证研究、基础研究、量性研究各方面均有欠缺。进一步明确英雄内涵,进行英雄因子量性研究,深入辨析英雄观念的内涵因子,可为进一步编制英雄量表提供基础性工作。通过问卷调查与结构性访谈,从四个方面进行英雄量性实证研究,在四个方面均有新的发现。第一,英雄类型认知与因子分析。发现抗疫英雄、民族英雄、革命英雄、平凡英雄、战斗英雄居前五位,英雄类型认知具有现实性、民族性、革命性、人民性的突出特点。第二,英雄品质认知与因子分析。开放式联想的结果显示,勇敢、奉献、爱国、开朗、乐观居于前列,在继承革命英雄主义英雄观恒定品质的同时,又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与时俱进的新的品质特征。第三,英雄叙事认知与因子分析。通过不同类型具体案例的英雄叙事研究发现,英雄正能量不断积累,负能量不断消减和转化,但也要注意到对部分问题保持中立不做评价的观望者占比不低,加强英雄主义教育、强化教育效果仍然任重而道远。第四,英雄的传播认知与因子分析。英雄文化传播途径和影响渠道发生了较大变化,传媒影响崛起,自主观念增强,学校影响降低。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四点结论:第一,英雄类型与时俱进,平凡英雄成为主流;第二,英雄品质不忘初心,勇敢奉献成为主题;第三,英雄叙事突显是非,中国故事感动中国;第四,英雄传播自主认知,社会合力强化效果。提出关于英雄研究的四点建议:第一,强化英雄历史研究,彰显英雄正气力量;第二,强化英雄本体研究,构建英雄因子体系;第三,强化英雄叙事研究,讲好英雄动人故事;第四,强化英雄传播研究,赓续红色英雄传统。     

大数据证据适用的三重困境及出路

大数据证据是对海量数据进行筛选、汇总、提炼、形成结论并在审判中使用的证据。大数据证据不同于“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收集的证据”,后者并未对传统证据规则形成明显挑战,而前者将导致大数据证据与传统证据规则产生明显冲突,进而引发大数据证据在法庭适用中的三重困境。第一重困境是大数据证据种类与法定证据种类的不适应,这一困境应通过不同阶段的“三步走”策略逐渐解决。第一阶段,应将大数据证据作为一种鉴定意见;第二阶段,应将大数据证据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第三阶段,应放弃将证据种类作为证据门槛的做法。第二重困境是因可靠性质疑而导致的相关性困境,这一困境产生的原因是大数据的黑箱化运行以及大数据技术的复杂性。对此,最为简单直接的办法便是公开算法的历史准确率。其中,算法历史准确率公布的主体应是算法开发者(或改进者),因为开发大数据算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便是计算(改进)正在进行的算法的准确性。同时,为了保障算法开发者(或改进者)公布的历史准确率具有可信度,还应由政府部门牵头,依托具有相应专业人才、技术支撑和监管能力的行业自律组织负责算法的监管。除此之外,必要时还应寻求鉴定人、专家辅助人进行解释,使一般人能够理解基于“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