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中国与托勒密埃及的点滴交往

作为世界两大文明古国,中国和埃及都不是孤立和闭塞的。两国不仅和各自周边地区早有密切往来,而且至迟在公元前2—1世纪,汉代中国和希腊化的埃及(即托勒密王朝)就有了直接往来,这也见于历史资料并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两国间的海、陆两路往来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蒙·元时期的波斯与中国

蒙·元时期蒙古人的西征和扩张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格局,致使亚欧陆地境域获得全面开放,加之东西方驿站通道的设置及伊利汗国与元廷始终保持着陆、海两道的密切联系,乃使这一时期中国与波斯的交往,较之以往大为拓展。而这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又为大量波斯地区的回回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东向迁移提供了便捷的条件。可以说,蒙·元时期中国与波斯间的人口往来,始终未曾间断。而随着他们的东来,波斯地区的学术、技艺等亦随之传播到元朝,因而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并对元代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古埃及和早期希腊文明的交往——兼论古埃及墓壁画中的克弗悌乌(Keftiu)问题

作为古代世界两大文明中心,埃及和希腊很早就有了联系。特别是埃及18王朝贵族墓壁画中描绘的进贡使者——克弗悌乌人群,多数学者认为属于爱琴民族,主要是克里特人。克弗悌乌问题表明18王朝时,埃及和克里特的关系更加密切,交流日益频繁,在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达到了顶点。     

人类实践及其在信息时代的发展

本文从实践是解决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三方面矛盾的基点出发, 历史地考察了生产实践、生活实践和交往实践这三个层面实践的发展过程, 并探讨了科学技术进步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进而分析了当代科技发展造就的社会信息化对生产实践、生活实践和交往实践的影响     

唐代性开放说质疑

唐代并不存在性开放的社会风气,从结婚、离婚到再嫁,唐人仍然是传统的、保守的。对于婚外性行为,唐人更是深恶痛绝,并予以严厉谴责和制裁。所谓唐代性开放,夫妻之间不相禁忌云云,都是不能成立的。学者们之所以得出唐代性开放的结论,与他们对唐代胡化的过分夸大有关,他们认为中国北方、西方的少数民族曾对唐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过很大影响;也与他们研究方法的某种偏颇和失当有关,其凭空臆造、以偏概全、选择性使用史料、随意割裂和解读史料等不当做法,使自身的研究发生偏差。     

司马光与范祖禹交游考述

司马光与范祖禹由世契结识,到著书深识的交游过程主要展现于司马光与范祖禹既是上下级又是朋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以及两人笃好史学的共同志向和《通鉴》巨著的编篡真实。     

心理认同与士人结群:南宋庐陵士人的日常交游——以周必大为中心考察

日常交游是士人群体在地方社会中的重要活动。南宋庐陵士人云集,日常交游尤为频繁。在南宋政治、文学、思想和学术等领域表现全面的周必大,乡居庐陵期间与地方士人交游甚密,中年时期与胡铨"郊居从游几十年",晚年与杨万里的交游被誉为"庐陵二大老",他还邀约同甲、士人及门生到"平园"聚会。他们在实现心理认同的基础上"结群"交游,经由日常的走访、赏花、集会及诗文唱和等,构建较为稳定的交游圈,并在地方社会营造和传承颇具特色的文化氛围。     

泛娱乐时代的传统文化传播：困境、方法与走向

新时期以来,传统文化经历了“批判性继承—建设传承体系—文化软实力”这一渐近而交叉发展的过程,从“阐释时代”进入“娱乐时代”,在现代传媒体系中身陷囹圄。在娱乐沉浸传播中,传统文化被预设进入通俗性、大众化等大众文化的“法西斯化”框架,人为地将传统文化“奴驭化”。因此,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要走出二元对立,走向多元中和,走出体用思维,走向文化交往。     

《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初探

《大乐赋》是中唐白行简创作的一篇淋漓尽致地描写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以及不同场合下男女性事的赋体作品,在现存先宋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唐代社会的性事开放,道教房中术的盛行,文人与歌妓、女道士的频繁交往,是此类作品产生的文化背景。《大乐赋》的性描写是应当扬弃的,但作品也有难得的认识价值、社会史料价值和语言学价值。     

古埃及和早期希腊文明的交往——兼论古埃及墓壁画中的克弗悌乌（Keftiu）问题

作为古代世界两大文明中心,埃及和希腊很早就有了联系.特别是埃及18王朝贵族墓壁画中描绘的进贡使者--克弗悌乌人群,多数学者认为属于爱琴民族,主要是克里特人.克弗悌乌问题表明18王朝时,埃及和克里特的关系更加密切,交流日益频繁,在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达到了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