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溪堂刻本《书经》考述

剑溪堂刻本《书经》为近年在徽州地区发现的一种《尚书》新版本。根据其书口、版式、字体、用纸、内封面以及避讳等情况综合判断,该书刊行于明神宗万历年间,与北图藏元明间宗文书堂刻本《书集传音释六卷》同出一个版本系统。它的出现对于认识《书经》乃至整个《尚书》的流变史有其重要意义。在蔡沈集传《书经》普遍流行六册、七册线装本的情况下,三册毛装本无疑还具有较强的版本认识价值。     

“五四”精英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是由“五四”精英最早启动的，其中李大钊是先驱者，陈独秀影响力最大，李达是集大成者。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革命的实践，“五四”精英在传播唯物观的同时也积极探索用唯物史观分析和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取得了积极成果。“五四”精英传播和发展唯物史观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包括必须充分认识到唯物史观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把传播与发展统一起来以及结合中国实际来传播和发展等。     

传播学的发展

传播学是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它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传播学首先产生在美国,在那里得到了迅速发展,然后传入到欧洲及其他各地。目前,传播学研究形成了两大学派: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学派,二是以欧洲为代表的批判学派。传播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被引进到中国内地。中国内地传播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引进阶段、受挫阶段、发展阶段。     

"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新探

马克思主义使美学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文章论述了“美学和历史的观点”的核心是人和人类的解放、历史和人的本质,并且由此确立了文艺批评的基本原则。     

论《说文》的方言研究

许慎在《说文》中引证方言俗语是自觉的。《说文》中的方言研究成果形式有显性的和隐性的两种 ,其价值有三 :一是为研究汉代方言保存了具有共时价值的材料 ,二是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方言研究成果 ,三是对后人研究方言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启发。《说文》方言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方言文字学     

面对西学: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阐释与批评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启人 ,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不仅对儒学的现代转换做了巨大努力 ,同时对中国文化的缺陷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而这一点正是学界在研究梁漱溟乃至整个现代新儒学时所忽视的。认真探讨这一问题 ,无论是对于深化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 ,还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郑玄《尚书》训诂的谶纬化

郑玄是汉学的总结性人物,其《尚书》训诂,是东汉《尚书》学之代表。郑玄《尚书》训诂,融古文、今文、谶纬于一体,是两汉《尚书》学谶纬化范围扩大的最好例证。通过郑玄,我们可以知道,古今文《尚书》学的对立并不妨碍双方对谶纬的吸收,谶纬在郑玄手中变成整合古今文《尚书》学的桥梁。     

《史记》“互见法”再论

<史记>叙事首创"互见法",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然而,今人在嘉许<史记>"互见法"首创价值的时候,对部分互见文字的真伪要谨慎,还应看到<史记>"互见法"体系并不完备,<史记>"互见法"的运用还不很自觉,特别是"互见法"对于今人还原<史记>"一家之言"的哲学真相有很大的干扰.     

近现代中国人观念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启示

近现代中国,观念现代化经历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三次思想解放和启蒙阶段,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深化阶段。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论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形式与特点

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中国通史的撰述,因为编撰性质不同而不应将两者完全等同一致。关注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中国通史的撰述之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更可得见当时新旧史学转换的种种特征在历史撰述中的具体表现。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通常被认为是开始使用了章节体,其实仍以使用纪事本末体为主,编纂形式新意无多,而其划分历史阶段的分期观念,以及受此影响而在历史叙事方式等方面的改变,其学术意义则不可忽视。清末出现的多种中国历史教科书实际上成为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