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文人游幕风气的忽炽及与文学之关系

明嘉靖间,众多抗倭幕府成为文人云集的中心,世宗对青词的异常热衷又使得大臣们纷纷延纳幕客代笔,从而掀起一股空前的游幕之风。这些游幕文人以布衣居多,其入幕的经济考虑要远大于政治动机,并具有更为自主和频繁的流动性。他们在幕中创作了大量的青词和以抗倭为主题的诗歌作品,前者促使骈文出现了短暂复兴的态势,后者则成为明代战争诗的重要组成部分。     

嘉靖《保宁府志》俗字考释

以嘉靖《保宁府志》为研究对象，考释其中俗字“女占”“ ”“ ”“熳”“ ”和“ ”，结合历代俗字文献进行研究，以展现其流变概貌，推动汉语俗字研究的发展，为大型辞书的编纂与修订提供材料。     

百年“嘉靖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

《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比较权威和主流的观点，但反对的声音亦未销声匿迹。近30年来以张国光、石昌渝等为代表学者提出的嘉靖说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并得到不少学人的响应，大有取代元末明初说之势。文章在爬梳大量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学术史的视角对嘉靖说的学术源流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回顾和反思。     

嘉靖《河州志》考述

嘉靖《河州志》是河州历史上第一部方志,该志成书后曾被多次修订、增补,之后的嘉靖《河州志》内容比原文多出了一倍有余。因此,今日所见嘉靖《河州志》已非初修之版本。嘉靖《河州志》的特点在于：难能可贵的原创性;不可或缺的边镇特色,这其中包括嘉靖《河州志》对于屯田的关注,对于河州卫所规模、里甲、体制等特殊性的记载;鲜活的移民文化;不无遗憾的简约;等等。     

论乾嘉之际的诗歌思想与创作精神

乾嘉之际不仅是清代历史的转折点 ,同时也是清代诗史的转折点。和清代中前期相比 ,这一时期的诗歌思想与创作精神突出地表现出几个特点 :分门别派的观念 ,特别是祖唐祧宋的争论趋于淡化 ;尊重个人情性日益成为广为接受和重视的创作原则 ;在此基础上 ,不甘比附而渴望自树风格、自创一家的理论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这几个方面互相促动、密不可分 ,而尤以尊情重性为核心 ,它构成了乾嘉之际诗歌界起伏涌动的大趋势     

嘉靖言官:戴着镣铐起舞

由于世宗对言官的厌薄、憎恶情绪,嘉靖朝言官得祸独重,备受摧抑。忠于职守的言官不屈的抗争,使嘉靖言官的气节闻名史册。但皇权的打击埋下了言官群体分化蜕变的祸根。嘉靖言官的悲怆历史,揭示了明代监察机制中存在的对最高权力约束的无力及监督手段单一落后等缺陷。     

嘉靖前期监察制度改革述论

如何更好地发挥监察官的作用,是明朝统治者十分关注的一件大事。嘉靖前期,张璁、汪鋐、王廷相等人在世宗的支持下,先后采取了切实的步骤,对监察队伍进行清理与整顿。他们推行科道互纠之法,严格考汰言官,使其能够相互监督和牵制,以确保监督的严密化和言论的相对客观性。然后在此基础上更新宪纲,规范言官的行为,使其能够忠于职守,进一步完善了监察制度。     

《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证

现存文献中 ,最早著录和评论《水浒传》的是明嘉靖时期的一批学者。本文从《词谑》入手 ,通过考证崔铣、李开先等评论《水浒传》的时间 ,从而断定《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下限应不晚于嘉靖九年 (15 30年 )。通过对《词品》、《戏瑕》、《百川书志序》的细致分析 ,再结合杨慎与崔铣、文征明之间的关系 ,推断出《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上限应不早于嘉靖三年 (15 2 4年 )。《水浒》在嘉靖初年成书与嘉靖初年的社会状况相契合     

中晚明之交文学新探

在中国历史上,16世纪是一段多灾多难的时期,嘉靖皇帝在位的四十多年间（1522-1566）,宦官擅权,朝纲废弛。其时倭寇日炽于沿海,不断滋扰;而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人再犯北京。惟因许以贡市,才得转危为安。在此期间,不断有正直的官员——如海瑞、杨慎等——冒着生命危险,屡次向皇帝上疏而被逮入狱或遭放逐。贬谪文学也因而兴起。同时,这也是一个改写小说的时代,《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书都在此时得到了十分完整的改定。否则后来不可能成为所谓的“小说”。与此同时,印刷业也有了惊人的发展,很多文学作品也因此由坊间大量出版。重要的是,在这个时代中。政治迫害并没有使人沉默。而是造就了新一代的作者和读者,尤其是许多读者时时有好奇、求知之欲。此外,嘉靖时期文学产物的丰富和多彩多姿都让人不得不拿它与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相比。     

"嘉靖八才子"与明代正、嘉之际文坛的复古取向

由以李、何为代表的前七子掀扬的复古思潮,流延至正、嘉文坛激起了不同的回应,演变成或承续其绪、或悖逆其势的两极发展态势,“嘉靖八才子”成为体现此际文坛复古发展态势的一个缩影。他们在文学复古问题上作出的具体反应,涉及到对于前七子文学活动性质的不同理解以及对文学自身价值功能认知上所存在的差异性。“八才子”文学态度的歧异分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正、嘉之际文坛复古态势发展变化的某种复杂性和曲折性,显示了不同复古取向之间形成的对抗情势。这除了体现对相关问题的反思趋于深化之外,也表明它们彼此的分歧在朝内在深层的角度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