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的历史与历史气候研究

寨堡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性聚落，其修筑的时间、空间皆与区域的战争形势有着较大关系。清代四川省由于多次大规模战乱，迫使乡民修筑了数以千计的寨堡。寨堡的命名主要可分为因自然地理条件和因人文社会因素两大类，前者包括地形、水文、土石、植物等，后者包括姓氏、寺观、神祇、嘉名、人物、神话、形象、纪事等。寨名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了寨堡的选址、用材、作用、历史、精神等内容。     

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回归与方法论创新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研究陷入了本土化与主体性双重困境,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深度转型,农村研究方法的缺陷以及大规模村庄研究的局限,要求中国农村研究回归深度的村庄研究,尊重农民主体性。在回归村庄研究的方法论上,文章认为要突破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等研究视角的局限,把市场化这一变量纳入分析视野中。村庄主位、农民主体、市场化过程同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互动逻辑,应该构成后中国农村治理研究时代的主要内容。     

"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研究中经常将“乡约”与“乡规民约”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事实上,“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乡约”是乡村社会中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其历史发展也遵循着不同的路径。将“乡约”等同于“乡规民约”的研究方法既违背了历史事实,也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现象。     

论民族地区现代乡村法治秩序的构建

本文论述了乡村法治秩序构建的内涵、民族地区构建乡村法治秩序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分析了民族地区乡村民主建设及村民自治制度化建设的现状、问题和原因,提出了加强村民自治制度化建设的建议。作者认为,乡村法治秩序能否真正形成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即创造性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完善。在民族地区,当前的关键是加强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建设。     

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探索

学术界对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划分一般有两种,一是按功能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群众等组织;二是按组织运行方式划分为党政权力组织(包括乡镇党委、政府及村党支部)、村民自治组织(包括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大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社团组织及农民自发组织等。前一种划分比较笼统,后一种划分目前普遍认为比较合理和有针对性。     

从学生的视角看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

教师专业化成长已是当今世界教师教育的主潮流,是各国教育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学生的视角对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就促进农村中小学教师专业成长的内容和策略进行理论探讨,是农村教育发展研究的一个课题。     

当前经济欠发达地区村级组织运转经费问题探讨——以苏北H镇为例

当前经济欠发达地区村级组织运转存在着严重的经费匮乏问题。这一问题的出现,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有关,与村级组织的管理体制有关,与农村税费改革制度有关,也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有关。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提出可以从深化并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制度、发展村级经济、严格规范各项收支、合理划分镇村事权、加大国家财政对农村的投入等方面做出努力,缓解和改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匮乏问题。     

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几点思考

19世纪后期,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俄国农村公社制度及俄国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后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在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跨越论”中,曾有人提出苏联和中国是“跨越论”的例证。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是有着客观条件的,持“跨越论”观点的理论依据是不充分的。实际上,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越。     

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柔性嵌入机制

柔性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并非单纯的行政制度吸纳与整合,而是包括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从辽宁省X县的治理实践来看,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仍受根深蒂固的刚性治理思维、运转不畅的民主协商机制、薄弱的乡村社会资本、匮乏的村庄公共精神等现实因素掣肘。需要从转变刚性治理观念、运用情感治理技术、完善基层协商机制、挖掘乡村内生资源、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等层面进一步激活柔性嵌入机制,持续提升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青海省互助县唐日台村龙王信仰调查报告

龙王信仰是传承较为久远、分布非常广泛的民间信仰。历来为广大学者所关注,但大都是从文献典籍出发,探讨龙王的有关传说及龙王与佛、道二教的关系。本文通过实地田野作业,对当地民间龙王信仰的内容及相关民俗活动进行了调查分析,认为唐日台村龙王信仰作为地方及民族文化系统中的活态民俗事项,是围绕农业生产(生活)而展开的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特征的信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