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以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在澳门的活动为例

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的关系至关重要。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文化名人在澳门的活动，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文化名人的活动对于本民族价值观念影响深远，对于统治者的思想影响深刻，对于文化价值系统的更新，和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的进程，具有无与伦比的理论引导作用。     

嵇康六言诗简论

本文结合嵇康的其它诗文及相关材料对其六言十首进行了梳理,认为以贤人君子理想为核心,这十首六言诗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在浓缩了嵇康的社会与人生理想的同时,也浓缩了其诗文的基本主题。     

论阮籍、嵇康的隐逸诗

魏末阮籍、嵇康处于全身远害的忧患心理状态之下,在诗歌中大量抒发了渴望隐逸的思想感情,因此,表现出由忧患避世到企慕隐逸的思想发展轨迹。但由于他们企慕隐逸此时只是存在于思想层面,诗人并未真正归隐山林,因此以隐逸缘由叙述与希企隐逸的志向表述为主要结构模式,由于性格、观念的不同,他们的隐逸诗中意象、情感也分别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论“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兼谈召公在周初的历史地位

周公、召公在武王灭商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武王逝世后,成王年幼即位,周公践阼,行政当国,召公任太保,为周公的助手。周公、召公“分陕而治”、“东征平叛”、“创建成周”、“教导成康艰苦创业”,为周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促成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的“成康之治”兴盛局面。实际上所谓“成康之治”,就是孔子所赞颂的“周召之治”、“周召之业”和“周召之迹”。     

论博学鸿儒《明史》之独特价值

康熙朝的博学鸿儒集体纂成的《明史》初稿,在材料的搜集、编纂体例的设定、史实的考核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是今《明史》的基础。鸿儒史臣深受清初遗民史家的影响,加之朝廷为修史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秉公直书、坚持公论,使初稿有别于其它几稿《明史》,具有独特价值。     

廖平经学思想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廖平经学思想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廖平经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廖平经学六变的学术道路及其变因的研究上.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共识,但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另外,关于廖平和康有为经学思想师承关系的研究也是一个热点问题.在这方面出现的研究成果使这一问题越来越明朗,但真正解决仍需时日.只有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与学术主体的思想相结合的角度来重新评价廖平的经学思想,我们对廖平的经学思想的认识才会更为客观和全面.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本文承接马克斯·韦伯对于传统中国的观察,在李猛论文的启发下,尝试对近代中国理性化转轨的初生时刻进行个案研究,聚焦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推动的革命性的孔教运动。依托韦伯的若干理论概念,本文认为这一运动起于康氏对自身卡里斯马的自觉,进而对孔子、孔学做了宗教化的再阐释。康氏的普遍主义取向的宗教改革虽然夭折,但对同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和稍后的反迷信运动有重要的触发意义。一方面呈现为神秘化,另一方面却是在理性化西方的挑战下应运而生,这使得康氏变教的价值合理化努力难以成功。孔教革命虽然以激进的面目出现,但其意图却是保守性的,即试图在大变局中维持儒士阶层的整全性。理性化转轨的历史使命随后交到了“主义”政党的手中。     

试论康有为的终极关怀

康有为以大同理想作为终极目标,从道德和宗教两个层面同时建构其终极关怀体系,不仅实现了"仁"的本体境界的深化与突破,而且使传统儒学的核心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首开近代终极关怀思想之先河,深刻影响了现代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终极关怀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康有为列为新儒家的先驱或启蒙,似不为过.     

康有为绘画改良思想刍议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思想、政治改良者．他在绘画上也提出了一些变革的主张．在强调绘画的功用，提倡西洋画，贬抑文人画方面都有鲜明的论点，虽有失偏颇．但给当时沉寂的中国画坛刮来了新风．并冲击、影响了中国的绘画技法和美学观念。     

嵇康论体文的论辩思想与论辩艺术

嵇康是正始时期颇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论体文是其文中最重要的文体,数量最多,成就最高。他的论体文是在明确的论辩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论辩实践,对对方谬误进行多角度批驳,而其最具原创性的论辩方式就是攻心术的运用。犀利的论辩锋芒与高超的论辩艺术相结合,形成了嵇康论体文独特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