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与奚、契丹的和亲

安史之乱前,唐朝为控制辽西,以便向东控制辽东,向西控制北亚,试图用和亲来抚绥辽西两蕃奚、契丹,但由于两蕃的内讧而归于失败。之后,唐与两蕃陷入了累年相攻之中。     

论唐代中央政权对契丹、奚人地区的羁縻统治

唐代曾在东北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置羁縻府州,其中最早设置的是契丹、奚人地区的松漠都督府与饶乐都督府。唐朝中央政权通过营州都督府、东夷都护府和平卢节度使对松漠、饶乐二羁縻都督府相继进行统辖和管理,负责抚慰、安置羁縻府州的部落;以武力维持边疆稳定与安全;管理二都督府对唐廷的朝贡以及与边地州县之间的经济活动。为了加强对契丹、奚人地区的统辖,唐朝曾一度对松漠、饶乐二羁縻都督府实行留宿卫、驻兵与和亲政策。唐朝设置羁縻府州以后,促进了契丹、奚人社会的发展进程,为其日后由部落联盟阶段直接向封建社会飞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论金代契丹人反金斗争及其特点

金代契丹人在生存受到威胁或利益受到损害时往往发动反抗斗争,其规模大小不一,影响程度不同,但是作为亡国民族的契丹人,其反金斗争往往具有民族性的特点。     

契丹与突厥的关系及影响

契丹的兴起与突厥的关系较为密切,突厥强大并称霸东亚时,契丹族则依附之.中原王朝强大而突厥衰落之时,契丹族就叛离突厥依附于中原王朝.契丹对突厥时而依附时而叛离,这种关系对于契丹的发展既有利也有弊,虽然契丹依附于突厥被迫接受其统治,但在客观上增强了契丹民族凝聚力,同时契丹主动与中原王朝接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     

试析辽代骆驼的来源及用途

本文通过《辽史》的记载,并结合考古出土的文物,对辽代骆驼的来源和用途进行了剖析和论证,认为辽代骆驼的来源主要有战争掠夺和属国、属族进贡两种方式,而辽代骆驼的用途主要有驼运、骑车、驼载、驾车、纺织、捐官等,以此最终说明骆驼在辽代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辽代制度文化的兼容与变通--基于契丹君主文化追求的考察

辽代9位契丹君主在文化追求上有共同性也有差异,共同性在于他们普遍重视契丹民族传统文化,因此,他们都精于骑射,而且在其国家制度体系中斡鲁朵制、部族制、四时捺钵制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崇拜多种神灵,对各种宗教持包容的态度;差异则体现在他们各自对本民族文化发展所采取的举措,以及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尊重与学习的程度有所不同。他们的文化追求致使制度建设和各方面的政策的调整具有兼容和变通的特点。     

契丹四楼问题研究述评

契丹四楼问题是契丹史学研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其对于10世纪初期契丹国家形成及政权早期形态等问题都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自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四楼”的学术探讨成为辽史学界的一个热点,并一直延续至今。围绕“契丹四楼”及其相关问题,学者提出很多不同的看法,因此对目前已有学术成果进行检讨、梳理的同时,亦能推动“契丹四楼”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契丹人毡帐的形制布局与特点

毡帐是游牧民族常用的一种便于迁徙的居室,辽代皇帝四时捺钵、契丹平民游牧迁徙,多以毡帐为其居所。结合考古和文献材料,可因契丹毡帐的形制将其分为叠顶式、馒头式和穹顶直壁式三类;契丹毡帐的结构已颇为成熟,其框架由天窗、顶杆、围壁等构成,框架外部覆以布或毛毡;从布局上看,捺钵中的毡帐可分为环状布局和一列式布局两种形式,而普通牧民的毡帐布局则比较简易,更讲求分散性和实用性;辽国建立以后,尽管汉文化的传入对契丹人的居住形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毡帐一直是契丹人的主要居住形式,终辽一代,鲜有变化。     

契丹文化变迁与早期政治

萨满文化与汉文化交合在契丹政治体制中,既共同维系着契丹政治的运作,又存在着矛盾关系,隐现着“草原本位”和“南向”的冲突,这在契丹早期的政治变动中处于核心地位。两种文化牵制着契丹早期政治的发展趋向,并作为文化资源被统治阶层叠相使用。对契丹早期的文化变迁予以梳理,以探求在文化变迁时代作为“历史衍生的”萨满文化和“由选择得到的”汉文化于其中的细微关系。     

辽朝建立前契丹族文化与习俗考

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以契丹族文化习俗为主线（包括辽朝建立前的契丹族、辽代契丹族、辽亡以后的契丹族）,比照与契丹民族有内在联系的北方民族,如匈奴、鲜卑、奚、室韦、靺鞨、女真等,就契丹族早期文化与习俗及其特点进行考证分析。早在辽朝建国前契丹人就有自己的文化与习俗,主要表现在经济文化与习俗,军事文化与习俗,社会组织文化与习俗,法律文化与习惯,交易文化与习俗,婚姻丧葬习俗,宗教、道德、信仰与礼仪,衣食住行文化与习俗。契丹早期文化与习俗具有原始性、流动性、粗犷性、融摄性、学习性、创造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