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盖恩斯《刑前一课》看小说视点与叙事层面的建构

盖恩斯在《刑前一课》里从零视点与悬念的建构、外视点与悖论的建构、内视点与意识流、多视点聚焦与立体感等方面来研究小说视点与叙事层面的相互关联。他从零视点的角度建构人称悬念、瞬间悬念和期待性悬念,从外视点的角度设置了主题悖论、言辞悖论和语境悖论。为了克服零视点和外视点描述的单调性和乏味性,盖恩斯把内视点与意识流进行了有机结合,从触景生情式意识流、内心独白式意识流和交织式意识流等方面探究人物心理与社会环境的内在关联。他还在人物评述和场景氛围等方面采用了多视点策略,从多层次和多侧面的角度来聚焦于具体的人物、物件或场景,构建了叙事层面的立体感,拓展了现代黑人小说创作的美学认知空间。     

《法律基础》课教学与大学生法律素质的提高

当代大学生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淡薄,有意识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法律基础课的教育教学,强化并灌输学法、知法、守法和用法的法制观念,以期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     

高等院校思想品德课“六课型”教学模式设计

本文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五”教育部规划课题“大学生思想品德课‘课型’教改的理论与实验”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文中所概括的六种课型是通过对黑龙江省和省外部分高校思想品德课一线教师的函调,经过有关专家的专题研讨确定的。“六课型”教学模式的构建,是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思想品德课教学革命,为高等院校思想品德课一线教师提供了一种可以参考与借鉴的新型课堂教学模式,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五四:"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是与非

五四启蒙运动一直受到各种误解和非议,有人指责它面对时代的复杂问题而选择了思想文化上的变革,有人指责它"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但是,新文化运动不是一场社会变革的舆论前奏,而是一场大变革之后的文化补课。所以,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思想文化问题,而不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致力于思想文化的变革而不致力于政治革命,因为他们认为当时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思想文化层面上的问题,而不是政治制度层面上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从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入手,以批判传统和改造国民性为手段,致力于培养现代公民,推进人的独立与解放,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近几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面临一种新的批评:文化决定论。但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无论陈独秀还是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新青年》集团的主要成员都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他们重视思想文化的变革,但并不忽视制度建设。他们的思想文化变革正是为维护民主共和制度服务的。     

教好一门课的优质教学方法

要教好一门课,任课教师必须有渊博的知识,扎实的基础;开课前通览教学用书,了解学生基础,确定教学方案;开课后始终坚持调动学员学习积极性,联系实际生动活泼地因材施教;兼顾好局部知识的讲解与整体结构的展示,使学生学到整体知识,学得扎实,记得牢固,用得灵活。     

浅析日本基础教育阶段的课例研究

关注国外课例研究对于我国基础教育意义重大。日本基础教育阶段的课例研究有十几年的历史,其主要研究特点是目标宏观、突出教学难点、关注学生表现和现场观察。其积极作用是提高了教师的宏观思考能力,提升了教师的教学理念和合作能力,丰富了教师的教学经验,提高了他们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和观察学生的能力。确保其取得成功的条件有相对统一的课程内容、相对稳定的课程政策、稳定的教师合作制度和教师自我批判的反思精神。     

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彩一课”的评价与反思

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彩一课"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促进学科发展、提高教学质量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其在创建和发展方面仍然存在不足,需要从课件建设、课堂设计、学科建设入手,优化师资结构,深化教学改革,平衡师生关系,不断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彩一课"的水平。     

史汀生主义的破产及其教训

作为二战前后美国的对日政策,史汀生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产物,他给美国带来了沉重灾难,战后的美国重蹈覆辙,使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壮大,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因此,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人民公社的历史教训

人民公社的主要认识价值是为后人留下了诸多深刻的历史教训。至于说到这些教训,则无非是:举凡对国家和民众负有重大责任的人们在作出至关重大的决定时,应审慎对待自己的历史使命、指导思想、工作经验和文明传统,而决不能轻率从事。     

算术、语文学与犯罪的“滑稽剧”——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看尤奈斯库的荒诞剧《上课》

尤奈斯库戏剧《上课》既充满暴力色彩和荒诞意味,又极具语言哲学意蕴,但通常阐释偏重前者,将其视为对强权统治及其非理性机制的嘲讽和批判,却往往忽略其中独特而深刻的语言哲学内涵。对后者的考察可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形成意味深长的对应。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有关语言的意义和用法、数学逻辑与经验事实、"疼痛"的语法、"实指定义"与"交流呼告"等方面的论述,有助于深入解析《上课》中失败的"语言习得"过程,进而有效地阐释该剧中"算术导向语文学"、"语文学导向犯罪"的离奇逻辑命题。在这部关于犯罪的"滑稽剧"中,算术和语文学授课的荒诞过程和血腥结局,在语言哲学层面凸显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所警示的诸种思维陷阱,并揭示出在权力政治的表层关系之下,隐藏在语言和思维等方面的深层冲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