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中陌生化的连贯重构与文学性的传承

文学作品的诗学价值是由其文学性来决定的。文学性是文学翻译研究的对象,而文学性是由语言形式陌生化的策略性选择来实现的。文学翻译中文学性的传承就意味着对陌生化语言形式的传承。陌生化语言形式的识别与连贯重构是原作文学性传承和诗学价值再现的必由之路。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对于坚诗学的影响

于坚用带有粗鄙化倾向与接近生命本真状态的口语进行诗歌创作 ,表达了向后退的诗学理想。俄国形式主义者进行诗歌创作偏重语词的扭曲、变形所带来的陌生化效果。口语化是陌生化的方法之一 ,从属于陌生化 ,可见于坚诗学在方法论 (语言的操作方法 )上受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 :都试图通过变革语言 ,在语言中恢复对事物的感觉。在艺术功能上 ,于坚的文化经验诗论是对俄国形式主义自动化诗论的继承和发展     

文本细读·文学经典与文学史——夏志清文学史建构论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是文学经典构筑的文学的历史;文本细读与文学经典的发掘是夏志清文学史建构原则,这与汉学家普实克发生了冲突,其冲突既有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偏见,也是两种文学史建构谱系的对峙;夏志清文学史建构原则有其致命局限,但并不能掩盖其小说史的独特价值;无论是其文学史建构原则,还是其小说史文本,还有很多复杂问题供我们思考探析。     

《淮南子》“语录体”论说文的说理分析

《淮南子》中有三篇语录体论说文,即《缪称训》、《说山训》、《说林训》,三篇文章虽承继《论语》、《老子》之文体和说理方式,但更多的则表现出其对语录体说理方式的发展与创新,三篇文章均显示出相当成熟的思维艺术和说理艺术,并锐意摆脱逻辑思维的说理常规,而力求突出文学所特有的形象思维,彰显出《淮南子》语录体论说文独有的说理特点。     

苏轼“雌黄史迹”说献疑

后人对苏轼的史论文章一向颇具微词，如梁启超就直斥其“雌黄史迹”。苏轼史论确有重立意而轻史实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史论写作是不知历史本相的任意雌黄。苏轼的写作方式既非随意扭曲，更非无知所致，而是有意所为，其实质是一种虚构行为。这种虚构使其史论成为横跨历史与文学的文体形式，且其文学性更胜历史性，因此宜将苏轼此类作品归入文学范畴而非历史，这样有助于对其做出更为准确、合理的评价。     

"后文学时代"的文学性问题

"后文学时代"的提出有其值得重视的时代特征和精神特征,但是,这一时代中应有的文学性问题同样是值得考虑的.因为它关乎到对"经典文学时代"的总结和"后文学时代"的文学创造,更关乎到人的主体性、个体性和创造性.     

“文学性”魂归“人学”

"文学性"在文学评论界一直是个长谈不衰的话题,很多时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存在。谈论"文学性"只有从著名学者钱谷融先生"文学是人学"的论题出发,回到"人"、"人性"这一层面,才算是触及到了"文学性"的根本。     

人民性、公民意识与文学性

文学的“人民性”在现实中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公民意识还不够突出的问题，而且，公民意识也是连接文学现实与文学性的中介。由于公民意识是使作家走向独立的前提，自然也是更好地实现文学性的重要条件。     

保罗·德曼的隐喻认识论研究

保罗·德曼在对欧陆哲学家、符号学家、语言学家、修辞学家关于语言的思考以及诸多观点的碰撞中形成了修辞认识论的观点。本文的目的就是厘清德曼如何从修辞与认识的关系入手来探讨修辞的认识功能,阐释并评价其隐喻认识论的内容和意义,认为德曼的洞识在于通过隐喻的替代性揭示了人类认识中的隐喻特质,强调了修辞的认识论维度,并以其断裂和差异性的语言本质解构了文本的确定意义;然而这一洞识是以牺牲隐喻的其他特质为代价的,这也是德曼的盲点所在。     

陌生化视角下的《警察与赞美诗》两个汉译本中辞格的对比研究

陌生化源于亚里士多德,并最终由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发展而成。该理论认为,艺术的技法是使事物“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知（审美）的难度与长度,这也是文学的本质,即文学性。陌生化理论为评析《警察与赞美诗》的两个汉译本的得失提供了另一个角度：文学翻译的目的不仅是要传递文学作品的内容或信息,而且应保留通过陌生化手法表现出的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