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性爱体系”的层次界定问题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有“情痴情种”、“天下第一淫人”之称。有人说他是泛爱者 ,有人则说他是专爱者 ,彼此矛盾。指出贾宝玉“性爱体系”的说法 ,并对该体系逐层递进的性爱层次进行界定 ,这将使得人们在“泛爱”与“专爱”的矛盾面前 ,不再显得尴尬 ,对作者的创作动机也会有深入一步的了解     

利玛窦创译西洋术语及其引发的文化论争

明末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与中国士人结合,创译一批术语,确立了意译、音译并举,意译为主的范式,而在意译时又尽力借用汉语古典旧词,以便于中国人理解,这又引起围绕基督教至上神可否译作“上帝”、“天主”的论战,构成长达百年的“中国礼仪之争”的核心内容。     

博采异同遂混虚实——论干宝的小说理论与实践

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以来,学界咸以为魏晋南北朝小说一如写新闻,并非有意创作。然细阅干宝的生平资料,细阅其《晋纪》、《搜神记序》及《搜神记》却会发现:号曰良史的干宝实爱搜神志怪;在那时就发现小说“难免失实”,划清了与历史散文的界限;其《搜神记》题材采自典籍者多荒诞失实;题材采自现实者实非写实而多虚构。干宝的创作实践了他的小说理论,已开有意为小说之先河,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理性为什么被邪恶击败?——读戈尔丁的《蝇王》

《蝇王》自1954年发表以来,大多数有关评论集中讨论了该书的性恶论及其对现代世界的哲学、社会和政治含义。本文在进一步探讨《蝇王》的性恶论主题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它的理性和赎救主题,指出被一般评论所忽视的人物形象西蒙不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救世主形象,而且这一形象蕴含着现代人理性的泯灭和理想人格的隐退乃至消逝;《蝇王》的根本寓义并不在于人性邪恶的本身,而在于同邪恶抗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清代旅浙徽州藏书家鲍廷博与吴骞的交往考察

鲍廷博与吴骞是清代旅居浙江的徽州藏书家，他们居住的地方即现在的嘉兴地区。二人因共同的藏书爱好而结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收藏书籍过程中的诗文互动、校勘题跋等活动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与此同时，在他们的交往活动中，不少江浙文化名人也参与其中，共同的书籍收藏喜好繁荣了当地的文化，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扩展了徽州文化的影响。而《吴骞日记》更是记载了不少关于鲍廷博的生平活动，尤其是对两人以藏书活动为中心的往来有很多详细描述，这对补遗《鲍廷博年谱》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也为从另外一个方面了解鲍廷博的人生轨迹提供了视角。毫无疑问，鲍廷博与吴骞的这些藏书文化活动让寓居地人民对旅外徽州人的评价也产生正面影响，因此深入研究他们的交往，对后世学者了解当时旅居浙江的徽州人融入当地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从豪强宗族到文化士族——东汉马氏研究

豪族向士族的转变是汉晋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东汉乃转变的重要契机。扶风马氏本以军功而贵,至东汉为皇权笼络成为外戚豪族,在东汉经学兴盛、皇权对豪族的压制政策以及皇权有意对四姓小侯的经学培养大背景下,逐渐由一个豪强宗族转变成文化士族。马氏家族的文化化透露出东汉豪族社会向魏晋士族社会转变的个中信息。     

从《办学公文稿》看吴汝纶教育思想与实践

创办安徽省第一所近代学校——桐城学堂,是吴汝纶实施近代教育的唯一一次实践,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吴汝纶的教育思想。《办学公文稿》则凝聚了吴汝纶在中国处于危亡之际为救亡图存而改革教育的诸多思考,是研究考察吴汝纶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重要文献资料。     

元杂剧中包公的胆识与智慧

包公是合肥市的重要名片之一,介绍元杂剧中《智赚生金阁》、《智斩鲁斋郎》、《智赚灰阑记》等几个包公剧,从中不难看出包公的胆识与智慧。借鉴包公,我们可以得到鞭策与激励。     

此处无声胜有声——为《蝇王》中女性缺席正名

《蝇王》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也是二战后世界文坛颇有份量的一部小说。小说因女性角色缺席而历来颇受争议。女性缺席实际上是英国荒岛文学的一大传统,《蝇王》并未冒天下之大不韪。小说所表现的主题——人性之恶——也为女性缺席留取了可商榷的空间,而小说结尾则从另外一个侧面暗示了女性缺席只是表面现象:正是女性缺席突出了其在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谓此处无声胜有声。     

鲍照赋与魏晋赋

鲍照赋从情感倾向、风格特点、题材内容到表现技巧,实受魏晋赋的影响:他的赋具有建安风骨的特征,其咏物赋,继承了魏晋咏物赋擅长抒情说理的特点,并有所发展,而其抒情小赋则继承了魏晋抒情小赋的感伤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