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

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是深重的。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名定目，依托经典；二是创立志表，弘扬经学。探讨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有助于解决一些史学问题。     

论林纾短篇小说的艺术创新及其缺陷

林纾短篇小说的艺术创新,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清末停滞凝固的小说艺术模式,为当时的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他是近代较早有意识地借鉴西方小说艺术的作家,大大拓宽了爱情小说的艺术领域.其独具特色的"技击小说"为后世的武侠小说提供了可贵的艺术经验.他的小说尽管存在着一些缺陷,但部分作品堪称文言小说的精品.     

论林纾翻译小说的爱国动机

在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 ,林纾甘做“叫旦之鸡”。他在译著的序、跋中大声呼吁 :国人应放弃中国文学优于西方的民族偏见 ,积极向先进的西方国家学习 ;要多读译作 ,以开阔自己的视野。他希望自己的译作能鼓舞国人的爱国热情 ,奋起抵御外侮 ,以达到救国保种、富国强兵的目的     

面对西学: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阐释与批评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启人 ,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不仅对儒学的现代转换做了巨大努力 ,同时对中国文化的缺陷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而这一点正是学界在研究梁漱溟乃至整个现代新儒学时所忽视的。认真探讨这一问题 ,无论是对于深化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 ,还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dialectic”一词的翻译

正确理解术语“dialectic”是理解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关键之一。这一术语在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两个中译本中有着“论辩术”和“辩证法”两个不同的译名。文章试从词源、词义的演变、词的译介以及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观点四个方面探讨“dialectic”的意义和翻译，指出“辩证法”译名的不科学性，并提出了翻译处理的建议。     

当世蒲松龄,古笔谱新曲--林纾短篇小说艺术新论

短篇小说是林纾文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林纾接受了英国作家狄更斯的积极影响,以古雅的形式摹写社会、刻画人物,多侧面、多角度的反映了中下层社会人民的生活。     

宋代君臣讲论《尚书》考

宋代士大夫坚持"示人主以轨范"的《尚书》观,推崇《尚书》的皇帝教育意义,并针对时弊援引、阐释《尚书》,提出皇帝治国理政必须秉持的原则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以经典和圣人的名义规范时君的行为.有些皇帝也认同"轨范"之说,或自觉而勤勉地听讲、阅读《尚书》,或借助《尚书》昭示效法圣王的决心.此外,《尚书》在宋代还被视作为臣的楷模.皇帝通过御赐、引释《尚书》等方式勉励大臣效法上古贤臣,积极劝谏、辅佐君主.皇帝和士大夫不断回溯《尚书》中唐虞三代的政治场景,由文本给予的共同回忆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认同,并支撑自身的合法性,共享经典文本的权威.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当今隶书创作的时代特征

在文化大冲撞、大变革的背景下,隶书的创作与传统汉隶有了极大的区别。当今的书法家通过对传统隶书的大胆“扬弃”及对隶书以外其它各种载体书写形式的借鉴与揉合,极大地丰富了隶书在笔法、结构、章法等方面的表现形式,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林纾翻译小说的文学视野与文化立场

林纾是中国近代译介外国文学的先行者,他以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民族文化的历史命运,积极参与民族文化的转型与重构。林译小说所体现的世界文学视野与民族文化立场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精神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