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均田制度的农史观察

均田制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土地制度之一,它的兴起与发展,与中古时代社会变迁与农业发展的宏观背景相联系:均田制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移、大融合相关联,既是中原既有生产关系与少数民族新型社会形态相结合的产物,也与民族迁徙而引发的农牧结构大调整和农牧技术的大发展密切相关。从这一视角出发亦可见均田制实施与隋唐盛世之联系。     

苏北“三农”问题的现状分析与研究

从江苏省“两个率先”目标的高度,就江苏苏北地区的“三农”问题进行分析,指出能否解决苏北“三农”问题已是影响江苏实现“两个率先”目标的关键,进而提出了解决苏北“三农”问题应从转变观念、提高农民国民待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加快苏北城市化建设,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控制人口增长,开发苏北农村的人力资源着手。     

魏晋南北朝的美学思想和盆景艺术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动乱最多、人民生活最悲惨的时代。战争、动乱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旧思想体制大崩溃 ,导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代中国思想最解放、最自由。美学思想和精神的自由 ,酿就了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 ,因而新的艺术形式、艺术规律应运而生并相互融会贯通。此时的盆景艺术正是在绘画、园林、盆栽、赏石等艺术形式的影响下孕育了自己最初的表现形式和美学规律 ,因此可以说该时期是盆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北魏末的文化模式与尔朱荣的败亡

北魏末年,封建性的鲜卑—汉文化模式在北方社会占主导地位,这种文化模式与部族文化的差异,使羯族首领尔朱荣在权势达到顶峰时丧生,其部队随后分裂并被鲜、汉联军消灭。这说明鲜卑—汉文化在当时还有巨大的影响力。     

北宋皇帝丧葬礼仪的性质及其对北宋社会的影响

北宋皇帝丧葬礼仪的主体是儒家传统丧葬礼仪，其绝大多数仪式见诸《周礼》、《仪礼》、《礼记》，还有一部分是源于这“三礼”或前代丧葬礼仪，只有极少数仪式源于佛教、阴阳五行学说及道教。北宋皇帝丧葬礼仪对北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有着广泛的影响。     

云冈石窟开凿的背景略论

北魏开凿云冈石窟始于文成帝兴安二年(453年),这项工程历时60余年,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表现。昙曜能够在皇权支持下开凿石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时全国各地的石窟开凿和佛教造像现象已经广泛流行,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均有热衷于佛教造像者,使开凿石窟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北方僧侣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融入佛教之中,对教义的变革迎合了皇权的需要,将皇帝地位提高到了佛的高度而受万民敬仰,同时文成帝将佛教视为巩固北魏统治的思想武器,从国家层面对佛教发展给予了支持,这也是石窟能够开凿的根本原因。师贤、昙曜等高僧精于佛教造像艺术,将天子即佛融入到造像艺术之中,迎合了文成帝的政治需要,同时为佛教的发展争得了皇权的庇护和财力支持。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北宋东莱吕氏家族婚姻考论

北宋东莱吕氏家族既与宰辅大族联姻,也选择有发展前景的新进士为婿或姻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个盘根错节的庞大政治集团,藉此长期维持其家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利益,并对北宋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北朝《李骞墓志》考释

李骞是北朝赵郡李氏代表人物之一。近年来《李骞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其生平以及赵郡李氏的有关问题提供了新史料。结合墓志和相关史料可知,李骞原名希义,字景让,后改名骞,再改字希义;李骞家族原来聚居平棘,后来迁居柏仁;李骞庶长兄长钧未被记入《李骞墓志》,李骞长女宝信当为高延宗妃;李骞生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卒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公元549年),曾在北魏和东魏担任多种官职;《李骞墓志》出土于河北省赞皇县。     

Into the IRIS: a model for analyzing identity dynamics in conflict

I propose a lens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how core identities (ethnic, sectarian, racial or national) are affected by past interactions and narratives increasing the chances of the outbreak of violent conflict. The model can be used to show how core identities are polarized during conflict escalation and how they might de-polarize during periods of de-escala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leading to potential transformation of core identities in post-conflict situations. Northern Ireland will be used to illustrate the Integrated Relational Identity Structure model, showing how conflicting identities have changed, or not, as a result of history, the conflict and the peace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