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均刻本编目体例探窥《玉台新咏》古本之遗

本文对《玉台新咏》赵均刻本的编目实况进行细致考察,发现其卷首目录的编辑体例包括[作者名＋诗题或诗类名＋总篇数]和[作者名＋总篇数]两种格式,前者属于中古时期习用的体例,具有相当明显的时代性;其正文编目体例包括“题附辞后”和“题置辞前”两种格式,其中“题附辞后”的编目格式以及双重编目格式并存一书的现象至唐以后已属罕见。较之五云溪馆本和冯班抄本,赵均刻本更多的保留了徐陵旧本原始痕迹,当为目前最可靠的覆宋本。     

“使酒骂座”的假相与“特殊丫头”的性格心理分析

申二姐是一位能弹会唱、才艺出众而颇受好评的"女先生"。庞春梅"使酒骂座"的行为,在毁骂缘由与毁骂内容上表现出不合情理、言不由衷等种种假相,隐藏着庞春梅执意要捍卫自己作为一个"特殊丫头"的身份地位的性格心理。     

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

由于受《晋书》记载的影响,学者一般都将太康元年视为晋武帝时代政治的转折点,但是这一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唐人的观念,并不契合历史事实。从西晋政治演变的内在脉络而言,咸宁二年是更值得注意的年份。该年晋武帝病危时拥立齐王攸的密谋以及杨骏封侯这两件事虽然不太为学者所注意,但都对西晋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彻底激化了武帝与齐王攸的矛盾,成为武帝后期一系列政治纷争的源头;后者标志着外戚势力在西晋政治中的崛起。武帝为了巩固皇权,抑制宗室、功臣势力,重用在曹魏时代默默无闻的外戚杨氏,将其作为一种异质力量引入西晋政治,改变了西晋政治的权力结构。因此,咸宁二年对于晋武帝一朝的政局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从《大学衍义补》看丘浚的货币思想

丘浚是明代大政治家、经济学家,在其代表作《大学衍义补》中,有许多关于货币的杰出的思想：1．货币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的交换而产生的,货币具有价值尺度与贮藏手段的职能;2．主张货币的铸造权和发行权应统归国家;3．提出了以白银为基础,银、钱、钞平行流通的货币改革方案,并明确规定其兑换比率。     

萧军在延安时期的坚守与改造

萧军是文学史上有着传奇色彩且个性鲜明的作家,他经历了延安文坛激烈变革、完成蜕变的关键时期,在一系列事件中保持了独立的文化品格与精神实质,但萧军身处时代中心漩涡,其思想也必然受时代大力影响,留有时代印痕。     

试论《南华真经新传》中的创新追求

从开篇出新、题解创新、制名新异、暗驳陈说等几个方面阐述王雱《南华真经新传》的创新层面,并以严谨的逻辑思路剖析了王雱在政治历史使命下对《庄子》道儒圆通、一道德、性释政治等几个方面的深层次创新及其原因。     

李白《峨眉山月歌》释证

李白《峨眉山月歌》誉满千秋,其解释则迄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依据《毛诗正义》等文献,第一次提出诗中“半轮”指上弦月,上弦月是农历每月初七、八中午月出,月相呈为半圆,入夜月在中天,午夜月落,诗言“峨眉山月半轮秋”,又言“夜（后半夜）发清溪”、“思君（月）不见”,是上半夜见半圆月而后半夜不见,正是上弦月,并依据宋黄鹤《补注仕诗》等文献,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确定青溪驿在犍为县。全诗言舟行经平羌江到嘉州宿,已经入夜,一路上上弦月伴随人行,次日拂晓前从嘉州出发,到清溪宿,再次日拂晓前从清溪出发,出发时上弦月早已月落,虽不见月而念念不忘月。由李白此诗可见,飘逸、神韵、浪漫与写实,在诗歌中可以融为一体．     

论萧军延安时期的创作对鲁迅文艺思想的继承

萧军延安时期的创作忠实地继承了鲁迅启蒙主义的文艺思想。萧军对鲁迅文艺思想的继承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鲁迅所倡导的启蒙主义文学精神,利用杂文形式抨击生活中的各种落后现象;一是不畏强 权,始终不渝地维护文艺自身的独立性,反对种种非文学因素对文艺的干扰。     

男性视阈中的女性观照--读鲁迅的《伤逝》、叶圣陶的《倪焕之》

<伤逝>、<倪焕之>有一种明显的男性视阈,在爱和事业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中,女性与其生理、心理相关联的生活态度与作为,都被男性主人公视作变为粗俗庸俗的表现;在男性视阈中显示出一种男女的不平等,也展现出男主人公自私利己的一面.女性形象从天使向妖妇转变的趋势,多少隐藏着男性父权制社会观念对女性的苛求与歪曲.     

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及检讨——以宋儒范浚“婺学开宗”形成为中心的考察

范浚的《心箴》在南宋除受朱熹赏识外,其他罕有所及,吕祖谦甚至对此颇为不屑;元人视阈中的范浚以“文学”而非“道学”显;范浚在明清被塑成理学家,还一跃为“婺学开宗”,归因于婺学传统重建、王学冲击、嘉靖帝御注《心箴》等力量的助推。若以思想史论衡,范浚之学近乎朱、陆,与吕祖谦、陈亮的经制事功有别,亦未能开宗立派,故实难当“婺学开宗”之名。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以及理学乡贤能否进入这一谱系,不独取决于个人学说的殊胜性,还受到学派门户之争、政治权力、现实关怀等诸多非思想因素的干预,后者严重削弱了学术史的真实。地域理学文献及理学谱系不足以作为地方学术史研究的最终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