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理性精神与学术态度

从“不为古人所欺，不为世法所挠”、“我物我格，我理我穷”，以及“除心奴”，反“依傍”三个层次论述了梁启超与西方启蒙主义相通的理性精神与学术态度。从理性精神的角度对众所周知的梁启超一生“多变”作了新的阐释。并认为，梁启超与王国维一样，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不过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民族主义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少于种族和情绪的冲动，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层思考和重新建构，通过对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的设计，而使中国终达至“新国”的目标，即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为最上之团体，具有优先性。“新民”与“新国”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从梁启超文化思想变迁看中国文化前景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先驱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运动肇基人于一身的复杂人物，与多变的时代一样，其文化思想也几经变迁，他处心积虑几十年探索中西文化问题、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给后人提供了极富价值的理论思考。中国文化的前景必然是选择现代化，一方面它将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最大限度且毫无条件地吸收一切先进的东西，实现创造性的综合与再铸。     

梁启超的“趣味”论及其艺术审美

“趣味”是梁启超用以界定艺术审美特性及其功能价值的范畴。梁启超指出。艺术是一种基于“情”与“美”的独特的自主性审美活动，它以情感性打动人心，以审美性愉悦人心，从而有益于人生，并与社会发生微妙联系。通过“趣味”范畴，达成艺术本质论与艺术价值论的合一，并在“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之间求得了统一。     

未刊《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中的几个问题

作者最近整理一批尚未刊行的梁启超与台湾遗民林献堂以及相关人士的往来书札四十余封,通过细读全函,排比整合,编辑成书,不仅见证了梁、林两人的情谊,对于两岸文化文学的交流,尤其围绕梁氏访台的政治背景、交友来往等一系列疑问,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论略

面对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和社会现代化的理性诉求,梁启超从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思考民族解放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辩证扬弃传统思想资源和借鉴吸收泰西学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民族主义的历史命题.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首倡者,也为今人从历史与逻辑统一上认识民族解放和社会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以墨学收回国魂——论辛亥革命前几年学者何以高度崇墨学

以往的研究,多以为墨学之所以在晚清得以复兴,是因为中国社会已发展到了迫切需要知识理性与科学技术的时代,中国人迫切需要知识理性启蒙。但通过对辛亥革命前几年公开发表的崇墨学论著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在辛亥革命前几年间已兴起了一定程度的"崇墨学"之思潮,而此思潮的兴起,就目的讲,本不为学术计,即不是从知识理性启蒙的意义上倡言墨学如何有开心智之作用,而是为政治计,即从"救亡图存"的意义上倡言墨学如何具有保国保族保种的现实意义与作用。     

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变化

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既与他本人退出政坛专事学术有关系 ,也与西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思潮对他的直接影响有关系。同时 ,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在接受西方新学理之初的一种必然反映。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固然多变 ,但其中所贯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积极吸收、借鉴西方新学理等特点却始终不变     

梁启超与20世纪初中国戏曲变革

本文讨论梁启超的戏曲创作及其对２０ 世纪初中国戏曲变革的影响。指出：梁启超的戏曲创作,在样式、题材、人物、情节与冲突、语言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和革新,这既影响和规定了本世纪初中国戏曲发展的总体风貌和历史走向,也留下了值得认真总结、深入反思的实践经验和创作教训。他的戏曲创作与他在文学理论、散文、诗词、小说等方面的成就一道,构成了梁启超这座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大高峰,这座高峰承前启后,对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至今犹在的深远影响     

章太炎与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比较

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风潮中有两种民族主义思想,一是以章太炎为主要代表,主张以文化别种族,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虽然为辛亥革命的总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但这种具有种族复仇倾向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又对辛亥革命的进程与结局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摆脱了传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束缚,强调民族国家观念,主张各民族平等、共同奋斗的大民族主义,把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作为革命的终极目标,体现了中华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